风投民粹主义者
一句话摘要
文章以大卫·萨克斯从自由意志主义风投家转变为特朗普政府科技顾问的经历为线索，认为他代表了硅谷与MAGA的合流，并将私人利益、科技行业诉求与国家政策熔为一体，最终暴露出科技民粹主义滑向寡头政治与制度性腐败的后果。
核心观点
萨克斯并非单纯出于政治信念拥抱特朗普，而是把反审查、反监管、亲加密货币和亲人工智能产业的立场，与自身及硅谷资本的利益结合起来；他在政府中推动加密货币合法化、限制人工智能监管并放宽先进芯片对华出口，显示所谓“让私营部门发展”实际上可能成为以国家权力为科技资本服务的制度性腐败，也因此激化了MAGA内部反寡头、反大科技的冲突。
内容总结
文章从2024年6月萨克斯在旧金山豪宅为特朗普筹款写起。当时他与查马斯·帕利哈皮蒂亚筹得约1200万美元，J·D·万斯的出席也帮助促成其成为特朗普竞选搭档。萨克斯几年前曾把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称为“叛乱”，认为特朗普已失去再次担任公职的资格；但他后来逐步改口，把对特朗普的道德批判降格为策略性顾虑，最终公开拥抱特朗普。文章认为，这种转变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机会主义：萨克斯讲话稳定、论证能力强，能够为自己所持的任何立场罗列证据，但他的立场往往恰好与自身利益一致，其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对自利的执着。
萨克斯1972年出生于南非，5岁移居美国，在孟菲斯长大，曾就读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他加入彼得·蒂尔创办的保守派刊物《斯坦福评论》，并与蒂尔合著批评校园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化神话》。1999年，他加入蒂尔共同创办的PayPal，负责产品团队，对公司成功作出重要贡献，也以强势、等级分明和不容反驳的管理风格著称。PayPal出售给eBay后，他投资或参与创办了Facebook、Palantir、SpaceX、Yammer等公司，并涉足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成为“PayPal黑帮”中的重要成员。
早期的硅谷政治文化主要是亲移民、亲市场、支持个人自由的自由意志主义。科技创业者相信，只要政府不要干预，互联网就能以创新和效率改造传统经济。萨克斯一度把这种信念贯彻为对政治的厌恶，偏爱“华尔街精神”而非“华盛顿精神”，并认为资本主义不必为财富差距和奢侈生活道歉。他也曾资助主流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支持旧式的精英政治，而不是明确的反建制路线。
2010年代后，隐私侵犯、垄断、社交媒体成瘾、俄罗斯干预选举等问题使硅谷遭遇两党和进步派共同施压。拜登政府进一步推动反垄断与科技监管，虽然没有通过全面重塑行业的法律，基础设施、半导体和清洁能源政策却同时给科技业带来利益。部分硅谷投资人因此从民主党阵营转向“科技右翼”。文章将马克·安德烈森和蒂尔视为这一转向的代表：他们把创业者描绘成能够拯救美国乃至“西方文明”的特殊阶层，把人工智能视为近乎神圣的生产力，并把监管描述为对创新和生命的威胁。作者同时指出，安德烈森关于拜登政府准备摧毁加密货币和扼杀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叙述，遭到前拜登官员否认，后者认为他需要一个为政治转向辩护的故事。
萨克斯在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与另外三名风投家创办“All-In”播客，节目结合市场分析、政治评论和科技圈闲谈，使他成为网络名人。2021年1月6日之后，脸书和推特封禁特朗普及其他MAGA人物，萨克斯不再把特朗普视为民主威胁，转而把“言论自由”与反对“大科技寡头审查”作为进入MAGA的切入口。他开始批评“觉醒派精英”、永久战争、对华贸易政策以及大科技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合作，并将自己描述为代表工薪阶层的民粹主义者。但他的方案仍以小政府、少监管和不受约束的技术创新为核心；例如，他主张大幅减少普通移民，认为若移民政策只吸引极高智商者，就不会引发社会争议。文章指出，这种风投资本民粹主义并未真正解释或解决长期不平等。
俄乌战争进一步显示了萨克斯政治立场的变化。他采纳北约东扩挑衅俄罗斯的“现实主义”说法，淡化俄罗斯侵略、吞并领土和对乌克兰平民造成的伤害，并把战争与“通俄门”阴谋联系起来，称其为被美国左派、新保守派和泽连斯基推动的“觉醒战争”。作者认为，萨克斯对事实和逻辑的自我定位与这些说法相矛盾；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他将道德判断从政治和投资中排除，因而把一个正在抵抗帝国侵略的脆弱民主国家仅仅看成一项风险交易。
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后，萨克斯很快完成了从保留到全力支持的转变。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为特朗普演讲，并在2024年12月被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特别顾问。作为“特别政府雇员”，他仍可担任Craft Ventures合伙人，并继续主持“All-In”；政府伦理部门为此批准了两项豁免。萨克斯方面称，他和公司不得投资直接受其政府职责影响的企业，潜在投资还需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批准。但伦理专家指出，相关豁免只提供比例、不披露具体价值，试图用投资占整体资产比例很小来排除利益冲突，无法令人信服。媒体调查还发现，尽管他进行了大规模资产剥离，仍持有数百家自称与人工智能相关公司的股份，而部分政策决定可能同时惠及他及其硅谷盟友；萨克斯则称报道是骗局，并强调自己为无薪政府服务放弃了大量加密资产收益。
文章随后把萨克斯置于特朗普政府更广泛的腐败环境中分析。作者区分了几种腐败：总统接受外国权贵的高价值馈赠、利用赦免和外交谈判为亲友及商业伙伴牟利，以及不一定违法却把公共机构和公众信任转向特殊利益的“制度性腐败”。在监察机构被削弱、举报人得不到保护、非党派公务员被忠诚者替代、司法部服务于总统个人、国会放弃监督的情况下，公共政策与私人逐利越来越难以区分。萨克斯在其中的意义，不只是是否存在个人违法，而是他以仍保有私人投资的身份参与制定科技政策，使整个制度更像是在为富有的科技资本家提供国家背书。
在加密货币方面，特朗普政府兑现了行业支持者期待的方向：赦免部分加密货币高管，削弱消费者保护，终止针对与特朗普商业利益有关的加密企业的监管调查，并解散司法部的加密货币执法团队。萨克斯推动国会通过GENIUS法案，为稳定币建立监管框架，要求其以美元或短期美国国债等资产一比一支持。支持者认为该法能巩固美元在数字经济中的地位并提供基本防护；批评者则认为监管过弱、执法不足，私人发行且获得政府支持的加密货币可能威胁金融体系，而且法律没有阻止政府官员从加密货币中获利。法案通过后，硅谷和萨克斯获得了与特朗普结盟后的首项重大政策回报。
在人工智能方面，萨克斯的目标相反，是尽量避免监管，口号是“让私营部门发展”。特朗普撤销了拜登时期要求人工智能实验室向政府提交安全测试结果的行政命令，并把相关安全政策称为“安全主义”。尽管新政府保留甚至强化了部分对华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萨克斯在埃隆·马斯克离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科技部门被撤销后成为更有影响力的科技政策官员。他支持向全球出售最先进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中国。
2025年5月，特朗普撤销了拜登政府即将实施的人工智能芯片全球分级出口规则；同日，美国与阿联酋达成出售50万枚人工智能芯片的协议，萨克斯参与了谈判。文章认为，这笔交易引发国家安全担忧，因为部分芯片可能流入中国。与此同时，阿联酋相关投资机构向币安投资20亿美元，使用与特朗普、维特科夫家族有关的稳定币；阿联酋一名有“间谍酋长”之称的权势人物此前还买下特朗普家族加密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的49%股份。作者据此认为，芯片交易与特朗普家族加密利益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关联，即使没有证据证明萨克斯个人从交易中直接获利，他在保留风投身份的同时制定相关政策，也足以造成严重的利益纠缠。
萨克斯还支持放宽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尤其推动英伟达产品恢复对华销售，并反对要求美国客户优先获得稀缺芯片的GAIN AI法案。支持这一政策的逻辑是，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从而扩大美国技术栈的全球市场份额；反对者则认为，中国不会接受长期依赖美国，反而会借机窃取技术并加速自主替代。文章援引的前政府官员认为，萨克斯是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和特朗普接触后推动政策转向，难以找到除照顾英伟达利益之外的合理解释。萨克斯方面则表示，他的立场惠及所有美国芯片企业，是在独立研究大量专家意见后形成的。
萨克斯试图推动联邦政府禁止各州监管人工智能，相关十年禁令在参议院以99比1失败，但他后来仍推动特朗普签署一项由他起草的行政命令，限制各州制定人工智能法规。这些做法引发MAGA内部反弹，因为保护儿童、隐私和就业、遏制有害聊天机器人以及防范生物恐怖主义等问题并不属于单一党派。保守派评论者认为，科技右翼缺乏对普通选民和政治操作的理解；民粹派领袖史蒂夫·班农则认为，萨克斯为硅谷服务的傲慢和无能反而壮大了反寡头运动。
文章也讨论了人工智能风险本身。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提升，可能改变就业、医疗、战争和日常生活；行业领导者和研究者一面警告其可能造成灾难，一面又投入巨额资金推动其尽快变强。萨克斯则淡化成瘾、失业和青少年伤害等风险，认为生产率增长会抵消就业损失，并以中国不重视版权、新闻业补偿和出口许可为由，主张美国也不能自我约束。他对所有担忧的基本回答是人工智能势不可挡，美国必须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作者指出，萨克斯并不像安德烈森那样把监管直接等同于大规模谋杀，但这种“技术必然到来”的论证同样把民主社会对风险的选择空间压缩成了产业竞争。
进入政府后，萨克斯还逐渐采用特朗普式话语，为“假新闻”、气候变化阴谋论、1月6日相关起诉和关于白宫腐败的批评辩护，并支持特朗普关于夺取格陵兰的想法。作者认为，他此前曾用来攻击大科技、国家监控、政治化司法和垄断权力的原则，在这些权力转而服务于特朗普政府时被他搁置。2026年3月，萨克斯以完成130天政府服务为由离任，回到Craft Ventures全职工作；但他随后成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该委员会成员几乎全是科技和商业亿万富豪，只有一名学术科学家，作者把它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象征。
萨克斯任内实现了两项核心目标：让联邦政府为加密货币提供正式认可，同时尽量阻止政府监管人工智能。他还参与创建缴纳高额会费的亲MAGA俱乐部Executive Branch，并推动成立计划在中期选举中投入至少1亿美元、支持特朗普科技政策的人工智能行业游说组织Innovation Council。可是，作者认为这些胜利可能反过来损害特朗普的政治联盟：科技政策从民粹主义转向腐败，可能促成左右两派共同反对科技寡头。
文章的最终判断是，萨克斯所代表的不是普通的党派转换，而是硅谷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最终融合。他把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和自由市场包装成服务公众和国家竞争的方案，但实际政策可能让国家成为产业利益的助手，使财富继续向少数内部人士集中，并削弱普通人对就业、隐私、信息环境乃至自身思想生活的控制。萨克斯坚持“资本主义意味着无需道歉”，而作者认为，这种将自利奉为唯一原则的政治，正是科技民粹主义走向寡头统治和制度性腐败的根源。
小丑秀：印第安纳波利斯小丑队的复兴与黑人棒球的难题
一句话摘要
文章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小丑队在香蕉球联赛中的重启为切口，探讨黑人球员在棒球中的流失、黑人联盟历史的传承，以及娱乐化复兴可能重演种族刻板印象的矛盾。
核心观点
重启小丑队既为黑人球员提供了重新进入职业棒球的机会，也能让被忽视的黑人联盟历史触达新观众；但原队长期依靠种族 caricature 和滑稽表演吸引观众，若新团队只保留励志与欢乐叙事、回避剥削和歧视的历史，就可能再次把黑人棒球简化为一场供人观看的“滑稽秀”。
内容总结
文章从科比·沙奎尔·罗宾逊的经历展开。罗宾逊出生于2001年，名字来自科比·布莱恩特和沙奎尔·奥尼尔，但他最终没有成为篮球运动员，而是凭借绰号“辣酱”的快速球进入棒球体系，并在2021年被圣迭戈教士队选中。他因肘部和肩部伤势在2024年被释放，职业生涯止步于低级别的A级联盟。失业后，他做过集体之家夜班护理员和亚马逊包裹配送员，直到参加香蕉球联赛的试训。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黑人球员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以上降至2026年略低于7%，接近1956年的水平。文章指出，这一变化没有单一原因：器材、训练和旅行球队成本高昂，市政青少年联赛资金减少，NFL和NBA的吸引力上升，以及拉丁美洲球员数量增加，都改变了棒球的人才来源和参与结构。罗宾逊仍坚持棒球，最终穿着《超人总动员》中的冰冻人服装参加试训，以符合香蕉球要求的表演性，并被新成立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小丑队选中。
香蕉球是萨凡纳香蕉队打造的家庭友好型、社交媒体导向的棒球变体。比赛加入歌舞、名人客串、后空翻接球、踩高跷击球等环节，但不像哈莱姆环球旅行者队那样预先安排胜负。2025年，香蕉队及其关联球队据自身数据售出220万张门票，超过11支大联盟球队。它的成功来自对传统棒球规则和营销方式的公开突破，也使球队老板杰西·科尔能够把一个几乎完全依靠竞技比赛的项目转化为大型现场娱乐品牌。
新小丑队并非虚构品牌，而是曾经参加黑人联盟的真实球队。球队在1952年签下少年汉克·阿伦，也曾拥有萨奇·佩吉和托妮·斯通等球员，并以杂技演员、音乐表演和马戏小丑随队巡演。球队推广过“影子球”表演，即用精心编排的动作模拟球员传递真实和不可见的棒球。黑人联盟博物馆拥有小丑队的知识产权，并授权香蕉队使用其名称、设计新标志；这项合作既带来资金，也有助于博物馆筹建新的博物馆园区。
然而，小丑队的历史远不只是黑人球员克服隔离、创造机会的励志故事。球队曾由白人老板经营，并在西德·波洛克主导下使用“埃塞俄比亚小丑”等名称、假非洲化艺名、假发和白色油彩，配合带有吟游表演传统色彩的桥段。理查德·“图坦卡蒙王”·金和被称为“斯佩克·比博普”的拉尔夫·贝尔是主要喜剧演员，他们的一些节目依赖对黑人形象的夸张和侮辱。匹兹堡《信使报》专栏作家温德尔·史密斯因此指责球队迎合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想象，担心其损害整个黑人联盟的声誉。
黑人联盟球队曾试图抵制波洛克的球队，但由于许多黑人俱乐部资金紧张，而小丑队同时受到黑人和白人观众欢迎，禁令难以执行。球队在1943年加入黑人美国联盟，并承诺放弃“埃塞俄比亚”名称和油彩，但相关表演并未立即消失。黑人联盟因大联盟整合而衰落后，小丑队凭借娱乐性和吸引媒体注意的能力比其他球队存续更久。1953年，球队签下托妮·斯通，后来又签下康妮·摩根和“花生”·约翰逊；这些女性球员一度引发媒体关注，但观众热潮很快消退，三人最终都离开职业棒球。此后球队回到滑稽表演和巡回赛，1968年加入第一名白人球员，到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消失时，阵容已全部是白人。
新小丑队希望在不同意义上重写这段遗产。前红袜队明星中外野手杰基·布拉德利二世成为首位全职参加香蕉球的大联盟前球员；马拉奇·米切尔以“高调比赛”的风格成为表演型跑垒员；罗宾逊和尼克·威尔逊则代表那些曾被职业体系淘汰、却仍想继续打球的年轻球员。威尔逊的祖父曾在种族隔离时期的休斯敦打职业棒球，因此他把加入小丑队视为延续家族和黑人棒球历史。后来，曾在少年棒球世界大赛中创造纪录的莫妮·戴维斯也加入球队，延续了小丑队与黑人女性先锋运动员的联系。
球队并非全部由黑人球员组成。白人球员费舍尔·波利多罗夫和马特·沃尔夫分别以多才多艺的老派投手和牛仔小丑形象参与表演。球队的白人节目协调员乔·迈耶承认，如何打造一个既能娱乐又不重复旧有种族表演的品牌，是最棘手的任务。他曾专门撰写备忘录区分现代品牌与吟游表演传统。新标志采用一双大红鞋，借用马戏意象，却避免假发和油彩；球队还通过歌曲、影子球和球员介绍向观众讲述黑人联盟历史。
但香蕉球的舞台逻辑本身会把复杂历史压缩成可迅速消费的节目。文章在孟菲斯观看比赛时，球队被安排在以粉红色、裸露身体和夸张竞赛为特色的派对动物队身边，黑人联盟历史并未成为现场叙事的中心。节目协调工作也由白人承担，尽管迈耶承认团队曾认真考虑由有色人种担任这一职位。球队既要呈现“体育界最伟大的秀”，又要承担历史教育责任，两种目标并不天然一致。
91岁的雷金纳德·霍华德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担任小丑队球童，后来成为球队二垒手。他到访新球队时，向球员讲述黑人棒球传统、长途巴士旅行和卢布·福斯特等人物，并回答如何让黑人儿童重新接触棒球：必须在他们年幼时就吸引他们。霍华德同时批评有关黑人联盟的许多叙述充满夸张和神话，认为如实讲述一个普通球员的有限能力和真实处境，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文章最后把问题从“如何复兴小丑队”推进到“谁有权定义黑人棒球的记忆”。黑人棒球史学者和博物馆创办者有意淡化金和贝尔等滑稽演员，以突出黑人联盟中真正高水平的球队和球员；黑人联盟博物馆则保留了对小丑队强化种族刻板印象的明确说明。杰西·科尔和博物馆负责人鲍勃·肯德里克希望借香蕉球扩大黑人棒球史的受众，但球队管理方更倾向于讲述团结、克服逆境和个人成长的故事，较少正面处理剥削与种族 caricature 的矛盾。
因此，新小丑队的意义不能只由品牌创始人或博物馆决定，也取决于罗宾逊、威尔逊等球员能否让黑人儿童看到不同于传统刻板印象的棒球运动员形象。它确实为被职业棒球淘汰的人提供了继续比赛的机会，也可能帮助黑人棒球重新获得注意；但若娱乐压过历史、励志叙事掩盖现实，球队的复兴就可能再次证明黑人球员只能以“小丑”的身份获得观众。
赤帽下的迪娜
一句话摘要
七十多岁的谢莉在佛罗里达拖车公园目睹邻居莫里斯照料的重病女孩迪娜遭年轻人欺凌，并在迪娜展现出骇人力量后得知她与莫里斯之间隐秘而危险的关系。
核心观点
故事借一场由酒精、偏见和炫耀引发的海滩冲突，呈现弱者如何被围观者进一步伤害，也揭示莫里斯对迪娜既有照料与爱护、又被她的力量和需求束缚的复杂关系；迪娜的真实来历和能力始终没有被完全解释，恐惧因此与同情、责任和道德不确定性并存。
内容总结
谢莉·温菲尔德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寡妇，住在佛罗里达的“幸福港”拖车公园。她平日织毛衣、打桥牌、参加推理小说俱乐部，自认与邻居莫里斯只是普通朋友。莫里斯住在一辆小型 Airstream 拖车里，长期照料名叫迪娜的女孩。迪娜患有癌症，并伴随中风、肝损伤和红细胞生成性原卟啉症；她极度畏光，身体肿胀、四肢瘦弱，智力和语言能力停留在幼儿阶段，平常只能吃酸奶、汤和婴儿食品。莫里斯谨慎地保护她，只有在阴天才推她出门，还为她准备遮阳篷和宽檐红帽。\n\n故事从迪娜的帽子遗失那天展开。谢莉正在做填字游戏，莫里斯带迪娜到海边看水和鸟。沿路，谢莉已经注意到天气转晴、海滩上聚集着一群喝醉的年轻人，以及一艘被他们驾驶上岸、撞坏的租赁浮筒船。这些迹象预示着麻烦，但莫里斯仍希望带迪娜去接触人群，享受别人对她的关注。\n\n海滩上的六名年轻人很快围住迪娜，把她当作怪物或展品取笑。他们嘲弄她的疾病和智力，模仿她说“鸟”的发音，还散发着酒精和大麻气味。一个年轻人抢走莫里斯的犹太小圆帽，其他人像玩球一样把帽子互相抛掷，并以带有反犹意味的称呼起哄。迪娜因惊吓哭泣，莫里斯却在混乱中仍试图维持体面；谢莉则意识到莫里斯为了让人喜欢迪娜而忽视了显而易见的危险。\n\n争抢帽子的过程中，莫里斯撞倒迪娜的推车，自己也压到她身上。她的红帽掉落，被年轻人继续抛向海面。阳光从云层后出现，迪娜的脸开始发红并起泡，这对患有严重光敏性疾病的她尤其危险。谢莉抱起沉重的迪娜，用自己的衬衫为推车搭起临时遮阳棚，随后与莫里斯把她推回拖车公园。年轻人仍在辱骂谢莉的身材和迪娜，直到迪娜的帽子被风吹到水边。\n\n回到莫里斯的拖车后，谢莉清理迪娜脸上的沙子和鼻涕，并坚持认为她至少应该接受医疗检查。莫里斯起初拒绝报警，也不愿送医，只说迪娜会恢复；但他承认他们根本不该去海滩。稍后，先前那个金发年轻人科林带着湿透的红帽前来道歉。莫里斯要求他直接向迪娜道歉，而不是只向自己赔罪。\n\n科林跪在迪娜面前，把帽子还给她，并为吓到她道歉。电视画面突然受到干扰，迪娜的眼睛似乎变红，脸部变形，口中长出弯曲的獠牙；她猛地咬住科林的前臂，留下几乎像动物撕咬造成的血痕。莫里斯反而鼓动她继续攻击，像是在把自己的愤怒交给她发泄。但迪娜很快察觉到科林确实试图弥补，便停止了攻击，恢复了原先虚弱、迟钝的模样。谢莉为科林包扎，陪他去急诊诊所，并帮助他编造“被破损船门划伤”的说法，以免医生知道真正发生过的事情。\n\n当晚，谢莉从莫里斯那里得知迪娜的身世更不寻常。大约十五年前，莫里斯和妻子玛尔塔在印第安纳州遇到当时还是孩子的迪娜。她浑身脏污、膝盖擦伤、脸上带血，只带着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并以自己的方式请求食物。莫里斯夫妇收留了她；玛尔塔五年前因肾衰竭去世，此后莫里斯独自照料迪娜。迪娜的病情逐渐恶化，莫里斯则不断搬家，避免医生对她长期异常的状况产生怀疑。\n\n莫里斯承认自己不知道迪娜究竟是什么、来自哪里，也不愿说明她的力量和生活来源。他只透露，迪娜的能力与钱有关，而且她会在需要时对他施加影响；他自称是她的“安全阀”。他爱迪娜，认为这让两人的关系变得可以承受，但也承认自己渴望有一天获得自由。迪娜可能并非普通人，甚至可能以某种方式支配或吞噬他人，但故事没有给出确定解释。\n\n谢莉最后没有追问迪娜的真实食物、莫里斯妻子的死因或迪娜能力的边界，因为知道答案可能会使他们真正成为“最好的朋友”，也意味着承担更深的责任。她反而问莫里斯是否想过用枕头闷死迪娜，认为无论她是什么，只要她已病得如此严重，结束这一切或许并不困难。莫里斯没有回答，只回屋查看迪娜是否仍在呼吸。谢莉独自望着月亮，想起那顶宽檐红帽。故事以这种未决的画面收束：迪娜既是需要保护的病弱孩子，也是能够伤人的非人存在；莫里斯既是忠于她的照料者，也是被她束缚的受害者，而谢莉则在同情、恐惧和道德介入之间保持着不安的旁观位置。
我所认识的美国
一句话摘要
一位生于1933年的叙述者回忆童年时期疾病与战争的恐惧，借疫苗带来的改变和战时互助指出，美国真正应当坚持的是科学、善意与共同承担责任的传统。
核心观点
童年疾病曾造成广泛隔离、死亡和终身残疾，而疫苗几乎消除了这些灾难；因此，罗伯特·F·肯尼迪 Jr. 对疫苗和科学的蔑视不仅是个人偏见，更可能把美国拖回本可避免的黑暗时代。文章同时强调，对过去的怀念不是要求复返旧日，而是提醒人们重新选择团结、仁慈和公共行动。
内容总结
叙述者出生于1933年，童年记忆被战争与传染病共同塑造。她本人身体健康，却亲眼见到社区因脊髓灰质炎、腮腺炎、麻疹和百日咳等疾病陷入恐慌：游泳池会因疫情关闭，家庭会被隔离，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也会被疾病打断。她和几位姐妹曾同时感染水痘，成年后还因潜伏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复发而患上带状疱疹。
麻疹给她留下尤其深刻的恐惧。姐姐简患病期间被单独隔离在昏暗的房间里，因为当时人们害怕麻疹导致失明，而熟人中确实有人因此失明。简最终活了下来，但叙述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疾病无害：20世纪30至40年代，麻疹每年约导致500名美国儿童死亡，整个时期约有1万人死亡；即便幸存者，也可能面临中风风险上升、慢性肺部问题和神经发育受损等后果。
她还回忆了童年好友杰克和苏珊的遭遇。杰克曾患风湿热，也感染过百日咳，19岁时死于心力衰竭，早年疾病究竟造成了多大影响已无法确定。苏珊则在十几岁时患上脊髓灰质炎，曾依靠铁肺呼吸。叙述者在医院见到病房里一排排机器，只有患者的头部露在外面；苏珊最终活到成年，但留下了残疾。这些经历说明，疾病造成的代价远不止死亡人数，还包括受损的肺、心脏、骨骼、肌肉和其他无法正常发育的身体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个人记忆基础上，文章批评现任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 Jr. 对疫苗和科学的排斥。肯尼迪出生时，叙述者所经历的许多疾病尚未被疫苗控制；到他13岁时，疫苗已经使这些疾病在美国大多被消除。叙述者认为，拥有全国性公共权力的人传播反科学观念，可能让未来几代人重新承受过去的疾病、隔离、残疾与死亡。
文章随后从疾病转向战争记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各地举行了持续两天的庆祝活动：居民升起国旗、燃放珍藏的鞭炮、在街头拥抱陌生人，高中乐队也走上街头。叙述者并不把这段经历包装成没有缺陷的“美好旧日”，因为她同样记得童年时期的贫困、饥饿、希特勒广播中令人恐惧的煽动，以及战争带来的道德和人道代价。
在经济困难的1930年代，许多身穿旧外套的失业者会到她家后门寻找食物和工作。尽管家里只能勉强养活四个女儿并支付住房开支，母亲仍会准备花生酱果酱三明治和牛奶，并教孩子礼貌地对待这些“访客”。二战期间，家人和邻居为士兵编织袜子、向阵亡将士家属送去热面包，孩子们收集废旧物资，有时还在乡村岗亭观察天空并记录飞过的飞机。
战后，人们急于进入一个没有战争和传染病的新世界。叙述者认为，那种爱国主义并非建立在自我陶醉或否认困难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和平、共同繁荣和集体努力的信念上。近一个世纪的经历让她既见证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见证战争和错误意识形态造成的倒退，但她仍相信，当年通过互助表现出的善良和公共责任依然可以代表美国，只要人们主动选择坚持它们。
文章的结论不是呼吁回到某个被美化的过去，而是主张从过去吸取边界清晰的教训：科学和疫苗能够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社会的善意和协作能够帮助人们渡过危机；反过来，拒绝证据、放弃公共责任，则会让旧日灾难重新出现。
如何赢下《危险边缘》
一句话摘要
一位参赛者结合自己的输赢经历说明，赢得《危险边缘》既需要广泛而浅显的知识、针对节目的系统训练和临场技巧，也离不开运气，而真正值得珍视的是求知本身。
核心观点
《危险边缘》考查的不是无穷无尽的专业知识，而是一套反复出现的公共知识谱系；参赛者可以通过儿童参考书、题库、间隔重复和熟悉节目策略提高胜率，但抢答器、双倍分值线索与题目巧合等不可控因素意味着胜负永远不只由能力决定。
内容总结
作者回忆自己参加美国问答节目《危险边缘》的经历，并从中总结如何备赛、如何理解节目的知识范围，以及为什么胜利始终包含运气成分。第一次走进索尼影视片场时，参赛者会经过昏暗的停车库，被带到候场区；真正让作者紧张的，是角落里标着“冠军”的房间。那扇门象征着节目中的胜者身份，也引出了全文对求胜、知识和自我认知的讨论。
作者认为，节目偏爱某些反复出现的事实。比如《完整的垂钓者》及其作者伊萨克·沃尔顿、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美国画家格兰特·伍德、欧洲公国卢森堡，以及“公鸡的喙”这一名称所指的墨西哥莎莎酱 pico de gallo。节目覆盖面很广，却通常不追求深入研究，而是要求参赛者“对一切事物各知道一点”。作者用节目出现频率来说明这种倾向：伊萨克·沃尔顿的书被问过35次，内布拉斯加州的普拉特河被提到44次，富勒的穹顶建筑被提到37次，克拉科陶火山爆发被提到44次。
这种知识结构有明确边界。节目所谓的“全部知识”，其实是由莎士比亚、美国总统、历史、地理、文学、科学和艺术等组成的公共知识谱系；动漫、对冲基金或孔版印刷等过于专业的领域则较少出现。作者提出一个实用判断标准：如果一桌由12名博学且见闻广泛的人组成，至少有两个人可能听说过某个事实，它就比较可能属于节目的范围。作者也认可这种选择，因为共同的知识能够让竞争者在候场室里交流，形成一种跨越对手关系的智识社交。
在备赛方法上，作者首先强调好奇心。她从小阅读，在电视播出节目时和弟弟用手指记录答对的题目，后来从中学起参加线上测试，18岁时还去参加现场试镜。对于并非天生好奇的人，她建议刻意模仿儿童的学习方式：借阅儿童地图册、百科全书和面向孩子的体育读物。这类书优先覆盖广度，配有插图，适合快速建立节目所需的知识网络，也有助于记忆历史事件和科学事实。
另一个关键工具是由粉丝维护的在线题库 J! Archive。它收录节目历来出现过的线索，并统计答案重复的频率。通过检索题库，参赛者可以识别节目偏好的主题和常见答案，例如澳大利亚是历史上最常出现的答案之一。作者还建议使用带有“间隔重复”机制的闪卡应用，让材料在即将遗忘前反复出现，从而提高长期记忆效率。学习本身应当有趣，真正困难的不是接触新知识，而是把它保留下来。
作者第一次参赛时输掉了比赛。终场答题中，她把“血将偿还血”误归于《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而不是节目中更常见的《麦克白》；但即使答对，她也会因为对手在找到最后一个每日双倍线索后成功反超而落败。这说明知识之外还存在明显的策略与运气因素。节目近年的打法也从按类别稳步推进，转变为主动搜寻每日双倍线索，尤其是棋盘左下方较高分值区域的线索。不过，选手能否找到它们，仍然部分取决于随机性。
抢答器同样会放大细微差距。选手不能等棋盘提示灯亮起后才开始反应，而要预判主持人读完线索的最后一个音节；即便如此，对手也可能只快极短的一瞬。舞台灯光、紧张情绪和记忆暂时失灵，会让选手把熟悉的事实说错，例如把第一位在白宫草坪主持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第一夫人误答为弗朗西丝·克利夫兰，而不是露西·海斯。
作者后来凭借一次惜败和节目对她镜头表现的认可，获得参加2024年“第二次机会”比赛的资格。她虽然继续学习，但成绩的变化更多来自好运：她两次连续找到每日双倍线索，曾在谈到泰勒·斯威夫特后遇到关于她的题目，也曾在提到席琳·迪翁后遇到相关题目。一次她装有玻璃瓶的杂货袋掉落，脱口而出“我的法贝热彩蛋”，几小时后恰好遇到关于圣彼得堡法贝热彩蛋博物馆的线索。作者并不声称可以召唤幸运题目，但相信节目现场会放大这种巧合。
2024年11月，作者赢得了自己的第一场比赛，随后再次获胜，并一路进入冠军锦标赛半决赛。她认为，成功会带来快乐，但快乐也会反过来改善表现；选手记得享受比赛时，往往能发挥得更好。节目甚至允许选手要求主持人用特别的职业介绍自己，不过这种玩笑有边界。随着多场比赛播出，作者从普通的德鲁变成了“《危险边缘》德鲁”这一电视形象，并获得突破表现奖。电视节目塑造出的她比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更聪明、更机敏、更活跃，也让她思考屏幕上的赢家身份究竟是真实自我、最佳版本的自我，还是两者都不是。
之后作者参加全明星邀请赛，取得一胜一负的普通成绩，也因一条答错的文学线索承认自己的运气终会耗尽。奖金当然可以储蓄或投资，但作者认为，选手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钱，而是对大量知识拥有一丝联系。她对把知识问答视为对抗虚假信息和反智主义的政治抵抗持怀疑态度：知道塔斯基吉飞行员驾驶过P-51“野马”战斗机，并不能阻止别人把他们从课程中删去。
作者最终更认同“为了知识而知识”。她借伊萨克·沃尔顿的经历作结：沃尔顿在英国内战和王政被推翻后逃离伦敦，在乡间通过垂钓获得宁静，并描写自己坐在河岸、听鸟鸣、观察银色溪流的状态。对作者而言，玩知识问答就像站在人类知识的河岸，惊叹洪流的规模，知道自己永远只能拥有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却仍然满足于从水下捞出一件令人惊奇的标本。
文末揭示，所谓“冠军房间”其实只有约六英尺见方，里面放着一把椅子和一排衬衫，墙壁甚至没有封到天花板。进入那里之后，作者很快又想回到候场室，继续参与大家关于斯洛伐克的闲聊，并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个事实：布拉迪斯拉发是唯一与两个其他国家接壤的世界首都。
一片由艺术家组成的土地
一句话摘要
文章介绍李·弗里德兰德如何通过捕捉美国城市环境中常被忽视的日常碎片，并以照片之间的呼应重新组织它们，从而展现一个荒诞、亲密而充满创造力的美国。
核心观点
弗里德兰德的摄影并非单纯记录琐碎现实，而是通过行走、观察和并置，把塑料饰品、涂鸦、广告、街景与偶然的人迹转化为具有节奏、幽默和历史纵深的视觉关系；这些看似粗俗、无意的美国日常，也证明艺术并不只存在于被正式认可的作品中，而遍布由普通人共同塑造的环境。
内容总结
李·弗里德兰德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摄影，长期关注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城市社会景观”：建筑、街道、商店橱窗、标语、车辆和各种被多数人忽略的日常细节。他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方法：“我只是走路，然后看见有趣的东西。”文章以此为出发点，说明他的观看既不依赖宏大事件，也不刻意寻找壮观景象，而是从微不足道的现实中发现结构、偶合与幽默。
Aperture于2026年春季出版的《Life Still》汇集了弗里德兰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作品。书中照片的意义不仅来自单张影像，也来自他对照片并置顺序的谨慎安排。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画面彼此形成视觉押韵，像路过的汽车恰好跟上正在播放的歌曲节拍，或街道两侧的陌生人无意间保持对称。冰箱、发型和剥落的政治保险杠贴纸等细节，为这些漫游留下时间线索；照片之间的关系则把分散的碎片组织成一个有意味、偶尔令人愉悦的整体。
他的“有趣”往往带有反讽和顽皮的喜剧感。例如，写着“入口”的拱门通向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一片无尽的天空；一件生殖器破损的雕塑旁边，恰好是一幅描绘漫画人物温皮大口啃细长法棍的画。文章借这些例子指出，弗里德兰德并不回避美国文化中荒谬、粗俗或临时性的部分，反而善于让它们在画面中彼此照应，显露出偶然组合所产生的幽默。
塑料小饰品、涂鸦、电视机、保险杠贴纸、道路标志和假发，常被视为一次性消费文化，仿佛说明美国习惯于把任何东西都当成艺术。文章没有接受这种简单的贬义判断，而是提出：无论这些物件是否被制造者或使用者视为艺术，它们都提醒人们，美国本身就是一片由艺术家组成的土地。纹身师给女性胸部纹身的雕像、由树木制成并放在“流浪艺术”书籍上的台灯，显示出创造性并不只属于博物馆和专业艺术家，也存在于商业陈列、手工制作和日常想象之中。
照片中的人物并不多，但人的存在始终清晰可感。一把常用扶手椅留下的凹痕，便能让不在场的主人以身体痕迹进入画面。商店橱窗的照片尤其体现了弗里德兰德的观看方式：玻璃既呈现他面前的物件，也映出他身后的世界，使不同方向、不同时间层次仿佛在同一刻汇聚。文章将这种从句子中间开始、同时向前后展开的观看方式联想到约翰·科尔特兰关于时间和方向的说法，但重点仍在于说明弗里德兰德如何让单一场景容纳多重现实。
这些影像起初可能像偶然拍下的结果，但仔细观看后，会发现其中有一种意外而精确的美：链式围栏投下近乎数学般的影子，窗户映出一小片天空，远处的鸟看起来像停在车门上。弗里德兰德偶尔也会以倒影或影子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使照片带有隐约的自传性；例如，他的影子投在一处俗气的陈列旁，而陈列上写着“并非所有流浪者都迷路”。这种自我介入没有夺走环境的主角地位，反而提醒观者，画面中的秩序和幽默来自一个正在工作的艺术家。
文章最终把弗里德兰德的摄影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行走与观看：他没有把美国整理成整齐、宏大的国家肖像，而是从无数不重要的局部中，发现其中的联系、节奏、历史和亲密感。其结论不是日常世界天然就是艺术，而是说，敏锐的观看能够让被忽视的环境显露出创造性；只要仍有道路可走、事物可见，弗里德兰德的观察就仍在继续。
本文改编自华·许为《Lee Friedlander: Life Still》所写的导言，刊于《大西洋月刊》2026年6月印刷版，印刷版标题为“A Land of Artists”。
外星人国度
一句话摘要
文章以斯皮尔伯格新片《披露日》为切口，追溯美国不明飞行物叙事从科幻与阴谋论走向主流的过程，并指出所谓“披露”更多承载着对权威不信任、信仰确认与民粹式翻盘的渴望，而非已经存在的外星人证据。
核心观点
美国政府确实曾隐瞒或延迟公开部分无法迅速解释的飞行物资料，这为公众怀疑官方说法提供了真实基础；但从这些资料推导出政府掌握外星飞船或非人类尸体，仍缺乏可验证证据。“披露”之所以持续被期待，不仅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可能撒谎，也因为它许诺让被嘲笑的信徒最终证明专家、精英和主流机构都错了。
内容总结
斯皮尔伯格新片《披露日》的预告片把一个持续多年的美国文化想象重新推到公众面前：政府是否长期隐瞒了有关外星访客的真相。特朗普曾承诺启动相关政府文件的识别与公开，但五角大楼随后公布的历史影像仍主要是模糊的黑白画面，没有显示外星飞船。文章由此提出，新的公开行动即使令人失望，也未必能终结人们对罗斯威尔事件、坠毁飞船或外星尸体的信念。
这种“政府知道真相、普通人却被蒙在鼓里”的主题并非斯皮尔伯格首创。水门事件后的美国文化热衷于描写官方阴谋和英勇告密者，斯皮尔伯格早期作品也延续了这种反体制情绪。《大白鲨》中地方官员试图掩盖鲨鱼袭击，《第三类接触》中，亲眼见到不明飞行物的普通人罗伊·尼里遭到军方和政府人员的否认与误导；军方甚至以化学武器泄漏为借口疏散外星人即将降落的地区。到了《E.T.外星人》，政府又通过封锁男孩的住宅来控制信息，最终仍被孩子、外星人和想象力突破。
这些电影反复传递的讯息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要轻信政府。类似观念也出现在《X档案》和《黑衣人》等作品中，只是前者把它发展成高层阴谋，后者则将其变成喜剧。科幻叙事因此长期为美国社会中的反权威情绪提供了想象形式。
过去十年，UFO议题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
- UFO逐渐从小报和边缘信徒的话题进入主流媒体、国会听证会和国家安全讨论。
- “UFO”一词因与猎奇和怪人文化的联系而受到排斥，政府与信徒更多使用“UAP”，即“不明异常现象”；这个概念还被扩展到太空、空中、水下以及跨介质活动的物体。
- 2017年，《纽约时报》披露五角大楼曾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为“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拨款约2200万美元，用于调查那些似乎以普通飞机无法实现的方式机动和加速的飞行物。这一报道被许多“披露”支持者视为官方表面否认、实际调查外星现象的证据。
- 2022年的民调显示，相信UFO可能是外星飞船或外星生命的美国人比例高于1996年；相信人类将在未来半个世纪与外星人接触的人也明显增多。
不明飞行物并不是新现象。二战期间，飞行员曾报告被发光球体跟随，这些东西被称为“foo fighters”；“不明飞行物”一词则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原本意在以中性的方式描述无法识别的空中现象。1966年，爱德华·康登主持的科学委员会审查了相关报告，认为许多目击来自缺乏经验、判断失误或过度兴奋的观察者，并判断继续进行大规模研究缺乏科学依据。此后，美国军方在官方层面减少了对这类报告的关注。
2017年的披露又让这段历史获得新解释。公开资料包括美国军机与UAP相遇的视频，画面低清且难以解释，但它们只证明军方曾记录并研究某些异常现象，并不等于证明这些物体来自外星。2023年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时，退役海军飞行员戴维·弗雷沃尔描述了一个没有旋翼、旋翼气流或明显控制面的白色“蒂克塔克”形物体；前空军情报官员戴维·格鲁什则声称，政府长期秘密运行坠毁UAP回收和逆向工程项目，甚至掌握完整飞船与非人类遗体。纪录片《披露时代》也收录了类似说法。
这些说法因部分政府高官和前情报官员的关注而无法被简单忽略，但更夸张的主张遭到政府否认，也没有得到能够公开核验的物证支持。文章强调，迄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外星人曾到访地球。模糊的五角大楼视频并没有被清晰的外星飞船照片、可重复验证的观测结果或外星文明无线电信号所取代。最简约的解释可能是：根本没有需要披露的外星真相。
然而，信徒很难接受这一解释，因为美国政府拥有地球上最强的侦测和情报能力；如果外星人确实来过，政府必然有所察觉，隐瞒也就被视为合乎逻辑。由此，预测市场上有人押注政府会在当年年底前宣布外星人存在，便被猜测为内部人士提前下注。文章同时指出，“披露”对信徒而言不只是事实判断，也是一次类似宗教末日的确认时刻：长期依靠看不见之物坚持信念的人，终于可以让信仰让位于知识，并证明怀疑者一直错了。
这种对蔑视者的反转想象与美国近年的民粹政治相连。疫苗怀疑、MAHA运动、QAnon和“披萨门”等阴谋论，都把自己理解为要求公开真相的“求真者”。主流专家通常是对的，地球也没有被外星人访问的可信证据；但政府确实曾隐藏无法立即解释的飞行物视频，爱泼斯坦也确实与王室和总统交往密切。真实的隐瞒案例与未经证实的巨大阴谋因此被混合在一起，使公众更难区分合理怀疑与幻想。
文章最后追溯了“披露即将到来”的历史。1950年，唐纳德·凯霍在书中认为政府的否认可能只是为一场震撼性公开做准备，因为外星人存在一旦确认，可能引发恐慌、国际竞争、对政府的反弹以及宗教信仰危机。如今仍有人猜测，好莱坞的外星人电影乃至《披露日》本身，可能是让公众逐渐适应真相的宣传。可是从凯霍宣称“官方解释即将到来”到当代同样使用“迫在眉睫”措辞的说法，披露已经“即将发生”了七十多年。
“启示”与“披露”都意味着揭开遮蔽。只要人们坚信某个宏大而神秘的真相仍被隐藏，就可以继续等待最终确认，也可以暂时回避更令人不安的可能：并没有任何外星存在，也没有什么隐藏在幕后的终极真相。
心之所向的摇滚黄金年代
一句话摘要
文章借评论艾琳·奥斯蒙的《不退让：心脏地带摇滚与美国之战》，梳理这一音乐类型的声音、怀旧情绪与进步政治，并指出它真正持久的力量在于制造跨立场共通的强烈情感。
核心观点
心脏地带摇滚虽然常被保守派误读或挪用，也并不总能准确代表真实的美国工人阶级，但其宏大的音乐风格、对普通人生活的关注以及艺术家持续参与公益和社会行动的实践，仍体现出一种进步的公共理想；它歌曲主题的含混，反而使听众能够把自身经验投射其中，从而延长了音乐的生命力。
内容总结
“心脏地带摇滚”并不是边界清晰的音乐流派，甚至曾被约翰·梅伦坎普批评为“懒惰记者”的标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的鼎盛时期，通常指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梅伦坎普、鲍勃·西格和汤姆·佩蒂等人的作品：吉他、鼓、嗓音和副歌都极其宏大，适合在体育场、婚礼或车里跟唱。其典型声音可以从《生在美国》的合成器开场、《Free Fallin’》的高亢副歌，以及《Hurts So Good》的强劲鼓点和吉他中听出。
这种音乐的“心脏”同样重要。它试图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用辣椒热狗、汽车、郊外小镇、青春期恋情和后座暧昧等具体或朦胧的意象，构成听众能够认领的共同世界。其主导情绪是强烈的怀旧：许多成年男性歌手反复回望青少年时代。不过，优秀作品并不只是廉价煽情，它们依靠细致的观察和富有诗意的语言，把青春的冲动、失败与欲望写得并不浪漫化。
文章特别强调，这一类型通常带有偏左的政治倾向，却长期遭到误读。斯普林斯汀的《生在美国》写的是越战老兵被国家征召、随后抛弃的幻灭，标题副歌具有反讽意味；梅伦坎普的《粉红屋》也意在触及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然而，罗纳德·里根曾把前者听成“欢乐而宏大的肯定”，并称赞其“希望的信息”，还曾试图使用《粉红屋》；近年来，卡里·莱克和唐纳德·特朗普等政治人物也未经授权使用佩蒂或斯普林斯汀的歌曲，把其中关于监狱、炼油厂、衰败和无处可逃的歌词服务于相反的政治叙事。
奥斯蒙的新书试图恢复这种音乐的进步潜能，说明相关艺术家如何把改善普通美国人生活视为自己的责任。心脏地带摇滚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遗产：伍德斯托克、蒙特雷等音乐节曾被视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摇滚明星也被当作一代人的代言人。到了斯普林斯汀凭《Born to Run》成名的1975年，这种音乐能够改变社会的乌托邦梦想已经因阿尔塔蒙特灾难、摇滚明星死亡和文化失望而大幅衰退，因此早期评论才会把斯普林斯汀描述成摇滚乐的“救世主”。在80年代的主流期，这种音乐仍保留着60年代的理想主义，但又以温和、易传播的方式跨越意识形态边界；相比之下，90年代的垃圾摇滚显得更为犬儒。
文章认为，心脏地带摇滚是“大帐篷式”的音乐：它主要通过抒情写作、朗朗上口的重复段落、膨胀的副歌和朴素的和弦来感染听众，而不是通过说教来动员政治立场。它在广播和音乐电视主导的大众媒介中成长，那些媒介曾提供共同的音乐体验；流媒体时代则削弱了这种由超级流行音乐承载社会改变想象的可能性。
奥斯蒙笔下的人物范围较广，但核心仍是斯普林斯汀、梅伦坎普、西格和佩蒂。斯普林斯汀的《Born to Run》以《Thunder Road》和《Jungleland》确立了具有电影感的美国公路与城市神话；西格的《Night Moves》及其专辑《Night Moves》在1976年取得成功；佩蒂与伤心者乐队凭《Damn the Torpedoes》突破；梅伦坎普则于1982年凭《American Fool》《Jack & Diane》和《Hurts So Good》成为巨星。
但文章也指出，这一类型并不等同于真实、完整的“工人阶级摇滚”。它的艺术家和听众绝大多数是白人，歌曲往往写白人青年开车或在汽车后座亲热，却很少描写黑人青少年或实际的劳动生活。西格《Against the Wind》中的“截止日期和责任”甚至更像白领处境，而《Jack & Diane》也没有明确说明主人公来自社会底层。因此，“心脏地带”更多是一种文化想象，而非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准确社会学再现；它对种族问题的处理也远不如更早的反种族主义摇滚作品直接。
佩蒂的《I Won’t Back Down》被文章视为这种音乐的典型。歌曲以键盘和节奏吉他低调推进，到副歌处由和声、十二弦吉他和鼓点共同爆发，形成坚定、易于记忆的宣言。但歌词几乎没有交代叙述者究竟在反抗什么：他可能是左翼抗议者、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派、与父母争执的少年，也可能只是挽救恋情的普通人。正因为缺乏明确对象，不同听众才能在其中听见自己。由此，歌曲的伟大不一定来自主题的具体性，而来自它赋予听众的情绪力量。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艺术家的政治承诺只是模糊姿态。他们通过实际行动维护作品所表达的理想：佩蒂曾与唱片公司争取降低唱片价格，梅伦坎普坚持在中等规模市场演出以控制票价和旅行成本，并拒绝企业赞助；斯普林斯汀关注退伍军人，西格支持汽车工人。1985年，佩蒂参加“拯救生命”演出，斯普林斯汀参与《We Are the World》，梅伦坎普共同创办“援助农场”音乐节，后者延续至今并筹得逾9000万美元。
文章还特别为西格正名。他从底特律出道，早期以强烈的蓝调摇滚见长，后来凭带有乡村色彩的蓝眼灵魂乐抒情曲取得最大成功。《Old Time Rock and Roll》更因电影《风险商业》中的内衣舞蹈场景而在1983年重新流行。相较之下，西格的作品较少成为右翼挪用的对象；斯普林斯汀、佩蒂和梅伦坎普歌曲容易被误听，部分原因正是嘹亮副歌和强力和弦会掩盖更细致的政治信息，而对“男人更像男人、少女既天真又欲望旺盛、汽车产自密歇根”等简单往昔的怀旧，也容易被“让美国再次伟大”式政治利用。
最后，文章以佩蒂的音乐说明心脏地带摇滚无法被单一流派定义。佩蒂早期作品吸收朋克和新浪潮，后来又深受披头士和伯兹乐队的迷幻气质影响；他的《American Girl》因一部新电影中的关键音乐使用而重新焕发生命力。它究竟属于心脏地带摇滚、流行朋克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摇滚并不重要。正如最好的美国音乐始终拒绝被彻底归类，心脏地带摇滚的遗产也不只在于它表达了什么具体政治主张，更在于它以巨大而开放的声音，让不同听众共享希望、怀旧、反抗与决心。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如何用未说出口的事刺中读者
一句话摘要
文章评析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新小说《我们从未说出口的事》，认为她以朴素克制的语言、普通却复杂的人物和对孤独及道德滑坡的持续追问，写出了特朗普时代美国的私人不安与公共危机。
核心观点
斯特劳特最强的地方不在戏剧性情节，而在于用极简、近乎日常的叙述揭示每个人独特而神秘的内心；新作通过教师阿蒂·达姆的孤独、自杀念头、偷窃行为、婚姻与家庭隐瞒，把政治分裂转化为个人关系中的沉默和背叛，同时表明党派立场并不必然决定人与人的亲近或疏离。
内容总结
文章首先概括斯特劳特的写作魅力：她能同时得到严肃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和大众读者的喜爱，靠的不是华丽语言或密集事件，而是像新英格兰教会一样朴素的文字、邻居般普通却各有怪癖的人物，以及对“每个人的独特性与神秘性”的持续凝视。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极简主义者，但擅长以极少的材料制造深刻的心理和道德回响。
斯特劳特的第11部小说《我们从未说出口的事》延续了她熟悉的元素：新英格兰式的地方感、不幸福的婚姻、家庭秘密，以及人物对自杀的想象。小说从2024年夏天写起，地点由她惯常使用的缅因州转到马萨诸塞州一座未具名的海滨小镇；一位未被点名的唐纳德·特朗普即将再次当选总统。主人公阿蒂·达姆是高中历史教师，出身贫寒、通过婚姻和努力过上稳定生活，被视为美国梦的化身。他谦逊、重视平等，告诫学生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因此很容易赢得好感；但平静甚至有些憨厚的外表下，隐藏着严重的精神困扰。
**孤独是阿蒂与斯特劳特其他主人公共享的核心病症。**文章联系《奥丽芙·基特里奇》和《我的名字叫露西·巴顿》指出，斯特劳特笔下的人物即使身边有家人、朋友和尊敬他们的同事，仍可能无法把真正重要的感受传达出去。阿蒂的成年儿子与他渐渐疏远，学生和同事都喜欢他，可思想与情绪找不到出口。他参加鸡尾酒会后想知道人们为何从不说真话，回家挂外套时又感到阴郁重新降临。
小说很早便揭示阿蒂的秘密：两个多月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自杀，同时不让妻子、儿子和学生知道真相。他甚至希望把死亡安排得不增加他人的负担，打算利用停泊在海湾的帆船制造溺水事故。然而，一场几乎夺走他生命的意外先行发生：他从小艇登上帆船时失足落水，冰冷的海水灌入靴子，湿透的衣物拖住身体。斯特劳特先用“巨大的棉花球”般的云朵构成略显滑稽的比喻，随后在阿蒂濒死时剥除装饰，只留下太阳、云朵和再度出现的阳光。语言的突然简化对应着读者情绪从日常、恐惧到获救希望的摆动；阿蒂死里逃生后，终于不再想死。
但这次获救并未解决问题。阿蒂对妻子认为他过于软弱、对儿子的婚姻困境以及时代气氛都深感不安。57岁时，他开始在商店行窃，先从药店拿走一把廉价塑料梳子，后来又到三座城镇之外的男装店试图偷走衬衫。文章细读这场戏的语言：门铃、铺着地毯的安静商店和近似教堂的环境，既反映阿蒂的迷惘，也暗示传统道德；当警报响起，原本神圣般的寂静被突然打破，他感到恐惧、困惑和羞耻。与其把偷窃当作社会讽刺，斯特劳特更关注它作为精神症状的意义：阿蒂不仅为被抓而震动，还怀疑自己是否患了中风。
文章将这段情节与乔纳森·弗兰岑《纠正》中的偷窃场面比较。弗兰岑让一个窘迫的中产阶级人物把昂贵的挪威鲑鱼藏在衣服里，以夸张、肉体化和喜剧性的方式讽刺消费主义与千禧年前后的雅皮士生活；人物缺钱，却几乎没有道德悔意。斯特劳特则压低社会讽刺的音量，转而深入阿蒂的内心，表现他的绝望、羞耻与自我警觉。两位作家都借偷窃揭示人物陷入困境，但前者外放而炫目，后者隐蔽而心理化。
文章随后讨论斯特劳特是否过于单一或过于煽情。作者认为，她的小说虽然安静，且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声响有所压低，却并不简单，而是层次丰富，尤其善于剖析美国阶级结构。她比起描绘恶，更关注善的隐藏与显现，常让看似邪恶的行为最终显示出误导、恐惧或无知的成分。以《伯吉斯男孩》为例，缅因州一个面对索马里移民的社区中，少年扎克在斋月期间把一颗冷冻猪头扔进清真寺商店的门内。斯特劳特一方面通过思乡的咖啡馆老板阿卜迪卡里姆写出亵渎行为造成的恐惧和伤痛，另一方面逐渐揭露扎克所谓“愚蠢的玩笑”背后的动机，使他的悔恨转为真正的忏悔；阿卜迪卡里姆也因理解他只是一个受惊的孩子而选择宽恕。
斯特劳特明确反对偏见和种族主义，作品的情感立场明显偏向容忍和中左派价值。但文章提醒读者，她并不是温柔无害的自由派典型。奥丽芙·基特里奇尖刻、易怒、脆弱而偶尔残酷，既厌恶布什，也会以不合时宜甚至冒犯性的方式评价他人。斯特劳特作品中的希望并非来自人物个个善良，而是来自他们可能承担后果、成长、悔悟或继续忍耐。新作中的这种希望似乎正在变得更艰难。
政治危机在阿蒂身上表现为一种持续收紧的窒息感。总统选举让他觉得脖子上的绞索每天都在收紧，他担心自己的国家在有生之年将不再相同。讲授南北战争时，他让学生研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士兵或护士；校长却因为家长要求而让他同时安排邦联一方的人物，并把这种被迫顺从称为“预先服从”。阿蒂虽然遵从安排，却坚持不向学生公开自己的投票意向。小说没有把政治写成抽象辩论，而是写成学校、家庭和个人道德判断中的压力。
为展示关系如何被沉默塑形，斯特劳特安排阿蒂分别与两位朋友共餐：救过他性命的肯尼斯·莫伊尼汉，以及暗恋他多年的英语教师安妮·梅里尔。阿蒂与肯相处时可以畅谈孩子、父母、中东局势和人们如今的痛苦；他们唯一避开的，正是本国即将举行的选举。肯或许支持那位未被点名的特朗普，但这并未妨碍两人的亲近。相反，阿蒂与安妮共进午餐时几乎无法向她透露任何事情，也无法妥善回应她的倾诉。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坦白反而保护了两人，使他们暂时不必面对一连串背叛。
由此，小说对当代党派对立提出了较为反常的观察：政治立场一致并不保证人们真正亲近，政治分歧也不一定摧毁关系。这个观点虽令人耳目一新，却同时带来不安，因为人们甚至无法确定朋友究竟忠于什么。随着小说接近结尾，阿蒂的情感范围不断缩小；在尾声中，他反复说自己疲惫，厌倦自己长期生活在其中的谎言、周遭弥漫的愤怒，以及新总统每天带来的冲击。他逐渐理解，选举日的感觉是对的：他的国家正在自杀。
小说标题暗示了沉默，但尾声中有两段明确的政治文字，记录新政府第一年里的驱逐、逮捕学生抗议者和“鳄鱼湾恶魔岛”等事件。文章认为，这些内容或许会被看作反特朗普式的抨击，斯特劳特确实没有隐藏自己的立场；然而她并非只是在向已经认同她的人布道，也没有试图说服她认为错误的人。阿蒂的痛苦可能成为不同立场之间的共同经验，也可能无法成为共同语言。
文章最后回到露西·巴顿：这位同样以写作为生、也可视为斯特劳特替身的人物，早年发现书籍能够缓解孤独，并相信写作可以让人不再如此孤单。斯特劳特的新作延续了这一信念，却也显示出它的边界：文学能够让人看见他人的孤独和相似性，却未必能消除沉默、背叛、政治恐惧或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
美国如何庆祝百年国庆
一句话摘要
文章借费格斯·M·博德维奇关于1876年美国百年博览会的历史叙述，揭示工业进步与国家荣耀背后被掩盖的劳工压迫、原住民遭驱逐、种族暴力和民主危机，并指出这些矛盾仍回响于当下的历史纪念与政治争论。
核心观点
1876年费城百年博览会把美国塑造成由工业革命驱动、通向光明未来的国家，但展览内外的强烈反差表明，这种物质进步建立在工人受压迫、原住民被强制同化、黑人权利遭放弃以及制度性暴力之上；美国最终以南北和解及结束重建为代价，重新选择了工业化荣耀而背离了1776年与1865年的革命理想。
内容总结
文章从《大西洋月刊》编辑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参观1876年费城百年博览会的经历写起：一架象征殖民时代的木制纺车，需要老年妇女重新找回手艺；与之相对的，是由蒸汽驱动、几乎无需人工干预的巨大铸铁飞轮。两种轮子的对照，浓缩了美国从手工劳动迈向工业机器的转型，也构成全文理解这场博览会的核心意象。
费格斯·M·博德维奇的《百年纪念：1876年的大博览会与美国未来的发明》以博览会为入口，考察美国建国一百周年时的国家状态。博览会于1876年5月10日至11月举行，原本是国庆纪念活动，后来与展示工业时代物质成就的世界博览会合并。它由公共与私人资金共同支持，宾夕法尼亚铁路负责人托马斯·斯科特的运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带有镀金时代政治与商业结盟的鲜明色彩。
博览会的主楼由玻璃和铁建成，面积超过21英亩，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建筑；整个场地约有200座建筑，展示园艺、摄影、酿造、乳制品加工、玻璃制造等领域的成果。参观者可以观看早期机械打字机，品尝根汁汽水，听到西部电气公司新式火灾报警器刺耳的警报。闭幕时，参观人数至少达到9,799,392人，约占当时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人们面对这些新技术往往难以找到恰当语言，甚至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也认为展览宏大得令人震撼。
但博览会展示的工业奇迹遮蔽了制造这些奇迹的劳动世界。机械馆里受到赞颂的是设计机器的智慧，而不是场外从事肮脏、危险且收入低微工作的产业工人。工业工资劳动已经从短期谋生变成越来越多人的长期处境，这与杰斐逊式的独立农场主和店主理想相冲突；社会仍倾向于把工人的贫困归咎于个人性格、能力或不幸，而非制度条件。
宾夕法尼亚煤矿区发生的事件进一步显示，工人几乎没有通过工会和集体组织改善处境的空间。费城与雷丁煤铁公司在爱尔兰矿工罢工后展开报复，依靠私人警察和地方权力起诉矿工，并通过一系列带有表演性质的审判，以谋杀和恐怖活动等罪名将20人送上绞刑架。公司不仅影响公共权力，事实上还在当地行使了公共权力，说明博览会所歌颂的工业增长与共和政治的平等、自治理想之间存在根本张力。
原住民在博览会中则被塑造成正在消失的“原始”对象。史密森学会负责人约瑟夫·亨利原计划把数百名原住民作为活体展示的一部分，因西部持续冲突未能实现，转而派人搜集大量原住民文物，以便把所谓“野蛮生活”置于机械进步旁边供人观看。然而，展览之外的“消失”并非自然过程，而是政策结果。政府设想通过保留地和严格的改造性控制迫使原住民接受英美文化；所谓和平政策不断让位于战争。1876年，美国因在黑山发现黄金而违反既有条约，对拉科塔人发动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小大角河战役中，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及其260多名部下被击败，令博览会宣称的文明扩张遭遇强烈反讽。
黑人美国人面对的是另一种排除：他们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博览会所庆祝的国家未来，但大多数黑人被排除在展会劳动力之外。北方白人与南方白人在展览中的象征性和解——例如联邦与邦联将领同席、罗伯特·E·李的亲属在独立日宣读《独立宣言》——主要恢复了白人地区之间的旧关系，而不是实现种族平等。
黑人社群仍试图留下自己的历史标记。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成员为早期黑人领袖、该教派创始人理查德·艾伦筹建纪念碑，希望后代在1976年回望他们的贡献。纪念碑因错过期限和火车事故延误，直到博览会闭幕前一周才安装。相比之下，最显眼的黑人“纪念”却是一家“南方餐馆”：黑人服务员被要求扮演奴隶、演唱被刻意包装成“古朴”的歌曲并弹奏班卓琴。它迎合北方观众对奴隶制南方的怀旧，把黑人文化和奴役经历商品化，显示北方共和党人曾经将黑人自由与国家进步联系起来的观念，到1876年已大幅消退。
这种转向也体现在南方政治暴力中。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救赎派”试图推翻共和党政府和黑人选民的政治影响，汉堡镇惨案成为其中关键一环：白人民兵和暴徒围攻黑人民兵，炮击其藏身建筑，随后杀死六名民兵及当地黑人司法官。类似的武装袭击和恐吓遍及选举政治，黑人共和党人甚至向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请求联邦保护。博览会关于国家团结的叙事，实际上与重建时期正在加剧的种族暴力并存。
博览会于1876年11月10日闭幕。就在三天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J·蒂尔登赢得普选票，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则主张在维护前奴隶权利的有限表态之外，实现南北和解。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三州的选举结果因欺诈、违规、暴力和选民恐吓而无法确定：佛罗里达出现三套计票结果，南卡罗来纳存在彼此竞争的州政府，路易斯安那的选举官员甚至把选举回报置于竞价之下。
这场争议令美国濒临宪政深渊，甚至出现新的内战风险。国会成立特别选举委员会裁决选举，但委员会很快按党派分裂。最终的幕后妥协是：民主党接受海斯当选，共和党则撤出南方联邦军队。海斯就职七周后撤走最后一批联邦军，重建由此正式结束。博览会关闭机器的同时，美国自治政府的“机器”也因暴力、交易和妥协而停摆；工业化国家的庆典与民主制度的退潮在同一时刻交汇。
文章最后将1876年与美国250周年纪念及当代历史政治联系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书写更多关注征服及其遗产、种族主义、民主实践的局限，以及汉堡惨案等暴行；而以特朗普总统2025年行政命令为代表的官方纪念取向，则试图“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同时重新突出荣耀、淡化耻辱。费城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曾移除总统府遗址中的奴隶制展览，联邦法官下令恢复后又遭上诉，说明社会仍在争论应当记住什么、如何观看过去。
作者并未把1876年简单当作当下的预言，也没有声称历史可以机械重演。但在今天，民主制度的可靠性、新技术对劳动的影响以及种族作为冲突来源和权力工具的问题，仍使1876年的经验具有现实回声。文章的结论不是在荣耀与耻辱之间二选一，而是要求读者同时看见两者：一个国家可以在物质进步上取得巨大成就，也可以在理想、制度和人的尊严上发生严重倒退；真正完整的纪念必须承认这两面。
女伶
一句话摘要
文章以丹妮丝·格雷夫斯告别舞台及执导《特里莫尼莎》的经历为线索，展现她如何借歌剧成就对抗种族偏见、保存黑人历史，并在艺术与历史受到政治打压时把事业转向培养下一代和重塑歌剧。
核心观点
格雷夫斯的意义不只在于她是将欧洲歌剧传统演绎到巅峰的黑人女中音，更在于她把由此获得的声望转化为推动黑人艺术史、扩大歌剧代表性和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力量；特朗普政府对黑人历史与公共艺术机构的干预，反而凸显了她从舞台表演者转为导演、教师和文化建设者的必要性。
内容总结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波吉与贝丝》的收官场次时，近四千名观众到场向丹妮丝·格雷夫斯致意。她在剧中饰演卡特菲什罗黑人社区的族长玛丽亚，这也是她作为表演者的最后一次登台。中场时，全体演员登台为她举行致敬仪式，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彼得·盖尔布向她颁发铭牌，铭牌将被安置在年轻艺术家参加试演的大厅。格雷夫斯说，真正触动她的，是这块铭牌可能让新一代黑人艺术家看见自己在歌剧中的位置。
这场告别发生在歌剧和黑人历史都处于冲突之中的时期。特朗普第二次就任总统后改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介入肯尼迪中心荣誉名单、限制变装表演，并推动拆解长期帮助歌剧通过电视和广播接触观众的公共广播体系。华盛顿国家歌剧院因此提前退出肯尼迪中心，其他艺术家也以拒演抗议，肯尼迪中心随后宣布关闭两年进行“翻修”。与此同时，政府要求审查史密森学会的展览，特别针对呈现奴隶制历史的国家非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国家公园管理部门还撤下了纪念乔治·华盛顿所奴役九人的展览。文章将格雷夫斯视为这种政治文化趋势试图抹去的一切的代表：黑人历史、艺术多元化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
格雷夫斯1964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东南部的贫困社区。她幼年在教会歌唱，母亲和第一位音乐教师朱迪丝·艾伦帮助她克服羞怯、建立舞台自信。13岁听到莱昂泰因·普莱斯演唱普契尼咏叹调的唱片后，她确定要成为歌剧演员。进入杜克·艾灵顿艺术学校后，她决定在大学学习声乐，却令母亲困惑，因为在家人熟悉的职业观念中，大学应当通向医生或律师等职业。
她在奥柏林学院求学时，遭遇了把歌剧视为白人艺术的守门人；一位教授甚至对她说那里不是她该来的地方。1985年，她与塔尔萨歌剧院签约，开始出演《波吉与贝丝》和《魔笛》。由于《波吉与贝丝》讲述贫困黑人生活，却由白人创作团队完成，且长期主要由白人指挥和导演，这部作品一直具有复杂的种族与文化声誉，黑人歌手也常被担心会因出演它而被局限在同一类角色中。格雷夫斯则像普莱斯、玛丽安·安德森和杰茜·诺曼等前辈一样，把原本视为异己的领域转化为自己的舞台。
她随后登上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伦敦皇家歌剧院和巴黎歌剧院等重要舞台。1995年，她以比才《卡门》的主角身份首次亮相大都会歌剧院，华盛顿有一车亲友专程前来观看。此后，《卡门》成为公众最常与她联系的角色；她在《参孙与达丽拉》中饰演达丽拉，也以强烈的魅惑力和舞台权威获得赞誉。她曾与“三大男高音”同台，在《芝麻街》中教孩子接触歌剧，与流行和福音歌手合作并发行专辑，还曾在乔治·W·布什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唱，并在2020年为好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葬礼献唱。
格雷夫斯没有把名望只用于巩固个人地位，而是持续投入黑人艺术史和黑人歌剧人才的建设。2005年，她主演理查德·丹尼尔普尔作曲、托妮·莫里森编剧的歌剧《玛格丽特·加纳》，作品讲述一名逃离奴役的肯塔基女性为避免女儿重返奴役而杀死女儿的故事。此后，她支持黑人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导演和剧作家；2013年出演特伦斯·布兰查德的首部歌剧《冠军》，2021年又回到自己首次获得报酬演出的塔尔萨歌剧院，参与纪念1921年塔尔萨种族屠杀的《格林伍德崛起》。她还通过基金会推动声乐艺术领域更具多样性的代表性。
文章认为，格雷夫斯职业生涯中的另一项重要追求，是让黑人艺术家不再孤独地承担“必须完美”的压力，并让歌剧以更开放、更易接近的形式延续，而不是停留在旧日辉煌的遗迹中。告别演出后，她不再需要为了保持嗓音而过着严格控制饮食和日常用嗓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退休。她计划投入更多时间执导，同时继续教学和运营基金会。
她已经在2022年以《卡门》完成导演首秀，之后执导了作曲家达米恩·盖特和剧作家杰西卡·墨菲·穆创作的《洛文诉弗吉尼亚州》，讲述促成1967年最高法院判决、使反异族通婚法律违宪的理查德与米尔德里德·洛文夫妇。她接下来的重要项目，是执导斯科特·乔普林1911年的歌剧《特里莫尼莎》。乔普林原本希望借这部作品建立黑人歌剧风格，但他1917年去世后，完整管弦乐配器遗失；格雷夫斯主持的修复版加入达米恩·斯尼德的新配器和咏叹调，以及凯尔·巴斯改编的新剧本。
《特里莫尼莎》原定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首演，因剧院遭到特朗普政府介入和改造而改至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李斯纳礼堂。场地规模和舞台条件不及歌剧院，布景、演员人数和制作体量也受到限制，但作品讲述黑人女性带领社区摆脱巫术与迷信影响的主题，在当下获得了新的政治意味。首演时，华盛顿国家歌剧院负责人和艺术总监受到观众起立欢呼；演出结尾“继续前进”的反复合唱引发全场热烈回应。演员和观众随后为恰逢62岁生日的格雷夫斯合唱祝歌。
格雷夫斯的舞台生涯由《波吉与贝丝》开启，也以它完成告别；但文章的结论是，她真正重要的下一阶段才刚开始：在黑人历史被删改、文化机构受到政治控制之际，她将表演者积累的权威转化为导演、教育者和组织者的力量，帮助歌剧保留并扩展黑人艺术的空间。
读者来信与六月刊编辑手记
一句话摘要
文章汇集读者对富兰克林·福尔笔下联邦公务员遭清洗的回应，并介绍斯蒂芬·金的新短篇及六月刊关于男性主义的封面报道。
核心观点
读者认为，联邦公务员被大规模裁撤不仅伤害个体，也会削弱支撑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和专业治理的国家能力；编辑手记则分别说明斯蒂芬·金作品中衰老、创伤与语言的主题，以及海伦·刘易斯所说的男性主义如何成为美国右翼的重要整合力量。
内容总结
文章开篇转述富兰克林·福尔发表于二月刊的《被清洗者》：唐纳德·特朗普对公务员体系的破坏，受害者不仅是大约30万名被弃用的工作人员，也包括整个国家。读者来信集中指出，单纯的统计数字无法呈现这场损失，因为福尔采访和描写的50个人各自代表着公共服务中的专业能力、慷慨和责任感。
- 丹尼尔·J·麦克诺顿虽然从未直接担任联邦雇员，却曾为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环境保护局和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做研究与咨询。他以气象学家、大气物理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的经历说明，空气质量、酸沉降、液化气安全以及有毒化学品泄漏模拟等工作，都依赖具体而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即使读者不认识文章中的人物，也能理解他们的价值；个体的离开因此构成国家的损失。
- 一位有29年州政府工作经历的读者把政府工作概括为“安静的胜任”。公众通常不会想到州际公路选址、建设和维护背后的行政劳动，也很少想到制定并执行航空安全标准的联邦人员。去年飓风海伦的残余风暴重创北卡罗来纳州山区后，当地报纸曾报道联邦应急管理局员工在执行本机构内部指引时出现混乱。该读者承认政府机构可以、也应当提高效率，但认为反复无常的裁员、士气受挫和管理混乱不是改革方式。
- 退休联邦公务员、残疾退伍军人奈琳·穆拉利曾在美国邮政系统工作多年，并在32年的职业生涯中与许多公务员和军人共事。她称这些同事敬业、诚实、勤勉，对外界把联邦员工描述成薪酬过高、表现糟糕、拥护特定政治议程或组成党派化官僚机构的说法感到震惊。她代表数百万现任和前任公务员，感谢福尔对他们的研究和报道。
- 伊芙琳·伦加斯认为，50篇人物侧写让读者看到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个体，也看到他们的缺席会在很长时间内留下影响。她判断，遭到破坏的不只是行政系统，还有美国的文化与进步能力；要重建这些力量，首先必须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声誉。
随后，副主编安德鲁·青山介绍斯蒂芬·金的新短篇《黛娜的帽子》。故事中的雪莉在一次创伤性事件后，试图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说服自己那件事从未发生；她和朋友莫里斯带着莫里斯照料的神秘女孩黛娜，从拖车公园来到海滩，却在那里遇到一群霸凌者。文章借此说明，金在《大西洋月刊》发表小说并非首次。
编辑手记回顾了金于2011年5月刊发表的《赫尔曼·沃克还活着》。这篇小说以两名年迈诗人菲尔和波琳，以及带孩子沿95号州际公路旅行的两位母亲布伦达和贾丝敏为中心。与金许多作品相比，小说中的恐怖更接近日常生活，包括无望的工作、缺席的父亲、衰老和抑郁，但故事最终仍走向令人不安的结局。金在2011年接受詹姆斯·帕克采访时说，小说题目源于他与儿子欧文就当年大学篮球锦标赛打的赌：欧文获胜后提供题目，金负责写作；题目来自有关作家赫尔曼·沃克高龄仍在创作的报道。小说借虚构的报纸采访表达“人老去并不意味着思想停止”的观念，但随后的悲剧又显示，语言有时无法抵挡现实。
沃克本人在2012年问答中表示读过并喜欢金的小说，也对自己长寿以及仍有工作可做心怀感激。他于2019年去世，距离104岁生日仅差10天。
文章最后转向六月刊封面报道。海伦·刘易斯在《不想让女性投票的男人们》中认为，“男性主义”是一种反制女权主义进展、试图让男性重新成为公共生活中心的运动，并已成为美国右翼最重要的凝聚力量。她指出，许多男性受到这一运动吸引，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女性夺走。封面图像以一个回头望向想象中威胁、并朝观众奔来的粗糙男性剪影，表现这种怨恨背后的恐惧。该报道刊登于2026年6月纸质版，标题为《公地》；页面另附有通过链接购书可获得佣金的商业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