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ow to Promise and How to Keep Promises from Breaking 原作者：Maria Popova · The Marginalian · 2026-09-16 中文翻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我们是支离破碎却又不可分割的造物，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它总是 比其各个部分更简单 ，却又因在 各部分之间寻求活生生的和谐统一 而变得复杂。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承诺更能直白地暴露我们内心的割裂了。
虚假的承诺——那些人们许下时就无意兑现的承诺——更容易理解，因为它们纯粹是一种谎言：寻常普通的背信弃义。但恰恰是我们的真实承诺——那些我们一心想要兑现的诺言——一旦破灭，对我们的伤害最深，最能揭示我们的内在矛盾，也最令人痛心地撕裂了我们对自己的信任。
哪怕是最真诚的承诺，也不过是一次脆弱的握手——不是在我们与他人之间，而是在当下的自我与未来的自我之间。看着自己违背了一个真实的承诺，同时可怕地意识到未来的自我永远只是我们渴望成为之人的幻想，而非对我们将成为之人的预言，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在自我形象面前心神不宁了。因此，要想建立自我信任——这是自尊的基石，而自尊又是尊重他人的基石——没有什么比学会许下能够履行的承诺更为根本的了。
英国语言哲学家 J. L. 奥斯汀 （J.L. Austin，1911年3月26日–1960年2月8日）在 《如何以言行事》 （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 公共图书馆 ）中，为如何许下承诺以及如何避免诺言破灭提供了一份指南——该书是他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发表的威廉·詹姆斯讲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内容在他去世后整理出版的文集。
插画出自朱莉·帕什基斯（Julie Paschkis）的 《文字之书》 （ The Wordy Book ）
“语言即事件，它们行事，它们改变事物，”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 曾写道 ，正是她对奥斯汀的赞赏引荐我读到了这本绝妙的著作。奥斯汀在书中写道：“ 说出 某事就是 做出 某事， 通过 说出某事或 在 说出某事 的过程中 ，我们就在做某事。”
奥斯汀将我们的言语所做之事称为“行事话语”（performatives），并在语言中识别出五类：裁决类（verdictives，由某种仲裁者宣布裁决，尽管该裁决可能并非最终结论，而是一种开放式的估计或评估）、行权类（exercitives，权力和权利的行使或影响力的施加，例如投票或警告）、表态类（behabitives，与态度和社会习俗有关的杂类，例如道歉、祝贺、吊唁和赞美）、阐发类（expositives，我们在论证或谈话中使用言语的方式，如使用“我同意”或“我假设”等表述），以及承诺类（commissives，使我们承担某种约束的意图宣告或赞同，承诺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在所有的行事话语中，承诺最具约束力，最能展现人格。奥斯汀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将语言引向某种思维方向的机械发声行为——它是一种“内在且精神性的行为”，使自我倾向于某种行动方向。他写道：
“我承诺……”约束了我——记录了我对一副精神枷锁的心悦诚服。
这种承诺始于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说出承诺的人应当具有某种意图”——也就是信守诺言的意图，这不仅仅是代表了某种事物，而是在 做 某件事。他阐述了行事话语及其潜在隐患：
例如，在婚礼仪式中说出的“我愿意”（接受这位女士作为我的合法妻子）。在此我们应当说，在说出这些话时我们正在做某事——即结婚，而不是在报告某事，即报告我们正在结婚。结婚这一行为，就像打赌这一行为一样，至少最好（尽管仍不够精确）被描述为说出某些词句，而不是被描述为执行某种不同的、内在且精神性的行动，而这些词句仅仅是其外在且可听见的表象。这是否属实或许很难证明，但我主张，这是一个事实。
插画出自维奥莱塔·洛皮斯（Violeta Lópiz）为 《猫咪降临之时》 （ At the Drop of a Cat ）所作配图
所有行事话语都可能出现许多问题，可能困扰我们的言辞与承诺，可能破坏信任的握手——这些就是奥斯汀所说的侵蚀语言的“不适宜”（infelicities）。他将其分为两类：不发（misfires，“有意图但无效的行为”）与滥用（abuses，“宣称但空洞的行为”），虚情假意便是使承诺沾染不适宜的一种滥用情况。他探讨了承诺要达到适宜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在］许诺时，我必然抱有意图：但我还必须认为我所承诺的事情是可行的（必须有意图去实现它，而不仅仅是尝试去做），并且可能还要认为受诺人觉得这符合其利益，或者我认为这符合其利益。
［……］
去做或去说这些事情，是为了明确该行动应当如何被对待或理解，它究竟是什么行动。使用“我保证……”这一表达也是如此。它不是一种描述，因为（1）它不可能是假的，因此也不可能是真的；（2）说出“我保证……”（当然是在适宜的情况下）就 使其成为 了一个承诺，且 使其明确无误地成为 了一个承诺。现在我们可以说，诸如“我承诺”这样的行事程式明确了所说之话应当如何被理解，甚至可以设想该程式“陈述了”一个承诺已被做出；但我们不能说这些话语是真的或假的，也不能说它们是描述或报告。
许得好且被充分理解的承诺，将我们维系在 体面的人际关系 中。奥斯汀写道：
准确性与道德性都站在了那句朴素的话语一边：言出必行。
我们的诺言——我们能信守它的自我信任，以及它能支撑我们的信念——也是衡量我们与自身关系的晴雨表。在今天这个把言过其实、承诺落空视为常态的世界里，在这个人们习惯于制定计划、许下诺言、做出承诺随后又随意取消的世界里，恪守言语的自律不啻为一种具有反文化特质的勇气与抵抗。而当我们的诺言即便在出于最善意图的微妙之处破灭时——毕竟我们是凡人，因而永远无法完美预测自我——我们就只能在探寻 足以包容我们自我背叛的由衷道歉 之际，去学习掌握 弥补补救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