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of Transformation: Adam Phillips on Our Ambivalent Desire for Change 原作者：Maria Popova · The Marginalian · 2026-09-08 中文翻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若不记述生命中可能发生的改变，便无法完整描述一段人生。”
在 回答《猎户座》（Orion）杂志的问卷 时，一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地停下了脚步，它将极其深奥复杂的生命命题浓缩成了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
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你吗？
这从根本上是一个关于改变的问题——改变的可能性与其悖论、我们对它的向往以及面对它时的矛盾心理。此时此刻的我，生活在另一片与出生地相隔重洋的大陆上，躯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在出生时都不复存在于当下的形态中，但我快乐与痛苦的根源，却感觉和小时候几乎毫无二致。那么，究竟何为改变？又是谁在进行着这种改变？
“我们塑造了自己。其历程是：痛苦、洞察、意志、行动、改变，”精神分析学家艾伦·惠利斯（Allen Wheelis）在他 1973 年出版的 关于人如何改变的实践指南 中写道。但是，当我们渴望重塑自我、渴望变得更好时，我们又该如何知道自己该去渴望什么、何为真正且可靠的“更好”？“我们所渴望的事物具有蜕变的力量，而我们并不知道，或者只是自以为知道蜕变的彼岸是什么，”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她精彩绝伦的 《迷路指南》（Field Guide to Getting Lost） 中写道，她从侧面揭示了 我们在蜕变认知上的惊人盲区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处于深刻转变之后的彼岸，因为当下进行想象的那个自我，恰恰是需要彻底消亡才能让被想象出的未来自我得以诞生的那个存在。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 绘制的蝴蝶蜕变过程，1705 年。（提供 版画 与 艺术卡片 出售。）
正因如此，最深刻的改变往往不是出于意志的驱使，而是孕育于丰饶的绝望之中——那是在痛苦谷底的彻底臣服，在那里，旧有的生存方式已痛苦得令人无法维系，必须寻得一种全新的活法。（这种改变 在人到中年时尤为常见，当经年累月的熟悉痛苦与所剩无几的时间撞击在一起，便将我们逼向了刻不容缓的悬崖边缘。）
精神分析学家 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 在 《论渴望改变》（On Wanting to Change）（公共图书馆）中，以其特有的严谨与敏锐探讨了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是一场对改变的悖论与可能性的深刻审视，其核心在于我们对明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该去渴望什么的根本性困惑。他写道：
渴望改变，不仅关乎我们所渴望的具体改变，同样也关乎我们的“渴望”本身以及我们如何去描述这种渴望。变得更好，意味着搞清楚我们究竟想在哪方面变得更好。
当我们想把自己的生命想象成进步的神话（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善于兑现所谓的潜能），或者反过来将其想象为衰败的神话——关乎衰朽、悼亡与失去（将衰老视作青春的流逝，诸如此类）——我们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构思情节。赋予它们一种已知且可知的形态与目的；为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将要变成什么提供准则，甚至是一份蓝图。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完全由我们对其的描述所决定；但我们的描述确实会产生影响，无论这种影响多么神秘或难以察觉。而且，若不记述生命中可能发生的改变，便无法完整描述一段人生。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雅各之梦》（Jacob’s Dream），1805 年。（提供 版画 与 艺术卡片 出售。）
改变往往是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一种应对机制——旨在寻求更大程度的凝聚与和谐。着眼于割裂我们生活的种种分野——自然与文化、表象与现实、私密与公共、意识与潜意识——菲利普斯审视了改变的核心支点：
所谓的自我，正是我们借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所说的“分裂的自我”；而在詹姆斯与温尼科特（Winnicott）之后，它又被称为真实与虚假的自我，或存在于语言、幻想之中，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自我。在最现代的形式和表述中，自我与其缺失同时并存。自我始终至少得去应对彼此冲突、相互竞争的自我版本；自我始终必须准确地呈现出自身的表征，即便它以现代的方式心知肚明，这些都不过是表征，是对某种可能仅存在于图像和描述之中的事物的描摹与描述。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自我，必须跨越种种矛盾；或者退一步说，至少要针对它们做点什么。
菲利普斯观察到，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化解与调和这些内在矛盾的需求最终凝聚成了“归信”（conversion）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要求改变并声称知晓何种改变必不可少的交换”，往往“由某种难以承受之事所引发”。然而，该传统中最具塑造性的两次归信——保罗与奥古斯丁——“只是揭示了它们本该去化解和理清的冲突”。（“人类幸福的麻烦在于，它时刻被恐惧所困扰，”汉娜·阿伦特在她那部 透过奥古斯丁视角审视爱与失去 的敏锐沉思中写道，而在面对改变的恐惧中，我们的幸福受到的困扰尤甚。“走出自我令人害怕，但一切新鲜事物皆是可怕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其小说《星辰时刻》（The Hour of the Star）中写道，而改变若不是我们走出自我的终极方式，又能是什么呢？）菲利普斯写道：
可以说，这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人对最戏剧性、最重大的个人转变所持有的怀疑态度。这种对归信体验的深刻现代矛盾心理——大部分（尽管不完全）来自非宗教人士——不仅引发了许多关于人们与上帝关系的疑问，也引发了关于人们与改变本身、与蜕变本身关系的诸多问题；关乎改变如何发生，以及它究竟有何用途（它可能服务于什么）。
当然，在这些矛盾心理的核心，是 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无数非由我们选择的变量——从基因与文化传承到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对我们改变的能力所构成的限制。但除了我们能否选择自己的蜕变以及如何选择之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该选择何种蜕变——这是一个关于自我认知的根本问题，充斥着我们从根本上对自己感到晦暗不明的种种方式。
菲利普斯指出：
作为欲望对象的改变是一个认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去知晓我们想成为什么、想变成什么，或者知晓我们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渴望着某种东西。
索菲·布莱科尔（Sophie Blackall）为 《值得期待的事》（Things to Look Forward to） 创作的插画
大量的改变发生于人际关系之中。“如果你们双方都依然一成不变地停滞不前，那坠入爱河又有何用？”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 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信中 这样说道。着眼于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该研究阐明了 母婴关系如何为未来的所有关系奠定基础 ——菲利普斯写道：
人们只会归信于他们认为可以信赖的事物……对温尼科特而言……每个人在成长中面临的问题都是：我该如何依赖一个其可靠性永远无法得到保证的人？由此可以直接推导出信仰的概念；以及在‘相信’与‘依赖’之间划上等号……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厘清归信、成瘾、困限与占有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关系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其他替代方案。我们应当注意到，归信、成瘾、困限和占有全都是‘一致性’的表现形式；如果且当一致性等同于可靠性、可依赖性或信任时，这些都将成为极具诱惑力却又充满危害的选择。温尼科特提出，以‘感受惊喜的能力’来替代‘被相信的需求’；在他看来，对惊喜的接纳和渴望，对于在现实且充满生机的前提下依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种感受惊喜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想收获真正蜕变的果实，经历一场内在的归信——即“那些重塑生命的信念的重大改变”——我们就必须信任改变所固有的不确定性。而拒绝僵化、渴望改变生命本身，正闪烁着想要活出生命的最深切渴望。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深知这一点：“一个不断改变的自我，才是一个不断活着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