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Thek 的多元艺术
一句话摘要
文章评析 Paul Thek 两场展览如何呈现其跨越绘画、雕塑、剧场与身体艺术的多元实践，并认为这种拒绝归类的创作虽有价值，却也因缺乏取舍和编辑而显得良莠不齐。
核心观点
Paul Thek 的艺术多样性挑战了艺术市场和策展分类，Galerie Buchholz 较好地梳理了他的思考过程，而 Pace 的展览因策展方向分散而显得混乱；文章最终认为，Thek 对奇观和外界整理的抗拒削弱了作品，应当通过更严格的提炼与编辑凸显其成就。
内容总结
Paul Thek 的展览评述
Andrew Durbin 的传记《The Wonderful World That Almost Was: A Life of Peter Hujar and Paul Thek》重新引起人们对 Paul Thek（1933—88）和 Peter Hujar 的关注。Paul Thek 目前在 Galerie Buchholz 和 Pace 的两场展览，分别展至 7 月 25 日和 8 月 14 日。Thek 难以被归入单一风格：他既画画、做雕塑，也设计剧场布景，甚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艺术对象；这种跨媒介实践使其难以适应艺术市场，但也构成了他的独特价值。观看他的作品需要在大量材料中自行筛选，辨别真正出色的作品与仅仅有趣的尝试。
Thek 曾是 Cooper Union 学生，早年靠开出租车等工作维生。他最初获得报酬的艺术工作，是在 Rhode Island 的剧团绘画并参与搭建布景，之后又在 Coral Gables, Florida 的剧团设计布景。他通过 Susan Sontag 于 1970 年认识剧场导演 Robert Wilson，并在 1972 年为 Wilson 在 Iran 上演、长达一百六十八小时的作品《Ka Mountain and Guardenia Terrace》设计布景。Thek 长期关注身体作为希望与衰败的容器这一主题，但两场展览都没有重点呈现这部分创作。
Galerie Buchholz 的展览尤其突出了 Thek 的思考过程，其中 1969 年创作的几幅 Amsterdam 工作室素描最为引人注目：它们带有奇幻的、近似立体主义的结构，同时又具有流动感。相比之下，Pace 的《Dream of Vanishing》缺乏统一的策展判断。展览由三人共同组织，因而显得方向分散；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于宗教图像，例如羽毛般的十字架。展览中最有启发性的是 1964 年的《Red Shrine》，它源于 Thek 在 Palermo 的 Capuchin Catacombs 看到的木乃伊尸体，并可能影响了 Andres Serrano 1987 年的《Immersion (Piss Christ)》。
文章认为，Thek 对奇观的迷恋以及对支持他的策展人和画廊经营者的抵触，并不总能转化为更好的艺术。他的作品本可以从更明确的提炼和删减中获益。文末还提示，可另行阅读 Hilton Als 关于 Morgan Library & Museum 展览《Hujar:Contact》的文章，该展览展至 10 月 25 日。
戏剧、音乐、舞蹈与电影条目
Anna D. Shapiro 导演的 Eric Bentley 纪录剧《Are You Now or Have You Ever Been》将 20 世纪中叶美国反共清洗期间 Hollywood 演员、作家和导演的证词编织成富有戏剧性的整体。作品在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主席的权威、Elia Kazan 的强硬自辩和 Jerome Robbins 对名字的行政式复述之间转换；拒绝指认其他疑似颠覆分子的 Paul Robeson 则提供了最清晰的道德声音。演出地点为 City Center Stage I，持续至 9 月 11 日。
Kurt Vile 的专辑《Philadelphia’s Been Good to Me》于今年 5 月发行，主要由他自行制作，向 Philadelphia 致意。专辑具有朦胧的空间与时间感，延续了他离开 The War on Drugs 后逐渐扩张的迷幻吉他音乐；他与 Violators 一同深入这一庞大而松弛的个人作品体系。演出地点为 Brooklyn Paramount，日期为 7 月 23 日。
Tori Amos 曾在五岁时成为钢琴神童，也经历过 synth-pop 乐队生涯的失败；她凭 1992 年首张重要专辑《Little Earthquakes》进入一代人的创作前沿，此后持续跨越 alt-rock、baroque pop 等风格。她的作品包括引发争议、受 ayahuasca 影响的《Boys for Pele》（1996）以及原声取向的《Unrepentant Geraldines》（2014）。新专辑《In Times of Dragons》继续以大胆方式回应美国民主面临的威胁；她将与政治立场相近、同样突破风格边界的 Bartees Strange 同台。演出在 Beacon Theatre 于 7 月 24—25 日举行。
在 France，Hugo Marchand 是少见的具有大众明星地位的芭蕾舞者：他参加时装秀、登上访谈节目，同时以流动的身体线条和对角色的强烈投入展现舞蹈实力。在《Artists at the Center》中，他表演 Maurice Béjart 配合 Ravel 同名乐曲创作的夸张独舞《Boléro》，并与 Dorothée Gilbert 合作演出 Angelin Preljocaj 的梦幻双人舞《Le Parc》，还与 Léonore Baulac 演出 Hans van Manen 编舞、以 Satie 音乐为伴奏的作品。演出地点为 New York City Center，日期为 7 月 23—26 日。
委内瑞拉导演 Lorena Alvarado 的首部长片《Lost Chapters》取材于她的真实家庭，讲述年轻作家 Ena 回到 Caracas 探望父亲 Ignacio 的故事。Ignacio 是书商和收藏家，与记忆衰退的母亲同住；他因一本 1912 年的罕见小说而展开寻找，Ena 则把这本难以寻得的书作为自己一部纪实虚构小说的基础。父女在寻找书籍和调查途中重新建立联系，诗歌朗诵将文学热情、家庭关系与电影形式结合起来。影片自 7 月 24 日起在 IFC Center 放映。
黎巴嫩导演 Cyril Aris 的悲喜剧《A Sad and Beautiful World》沿着 Lebanon 的政治和社会创伤，描绘一对年轻伴侣的情感命运。Yasmina 和 Nino 在 Beirut 同一家医院出生，仅相差一分钟，童年相恋后失去联系，成年时因一场小规模却场面惊人的车祸重新相遇。Yasmina 是父母离异的商业顾问，Nino 是幼年成为孤儿、性格乐观的餐馆老板；战争、社会冲突和经济灾难不断压迫他们建立关系与家庭的努力。影片以跨越数十年的片段式轶事展开，在机智而热烈的表演中兼具感伤、温柔、清醒与忧郁。影片自 7 月 24 日起在 Quad Cinema 放映。
Amanda Petrusich 关于 Grateful Dead 相关物件的三点分享
新纪录片《Summer Tour》本周上映，聚焦 Grateful Dead 及其后续阵容 Dead & Co. 狂热而流动的乐迷。它提醒人们，尽管音乐消费和分享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场景仍然具有活力。Amanda Petrusich 表示自己并非 Grateful Dead 专家，但分享了三件令她感到快乐的相关事物：
- Cornell University 于 1977 年 5 月 8 日演出的《Morning Dew》。这不是最具冒险性的 Grateful Dead 现场选择，但在她看来，它具有令人兴奋、超脱且美丽的巅峰质感；这场长期通过盗录传播的演出于 2017 年以五张 LP 的形式重新发行。
- Don Henley 的《The Boys of Summer》第三节。歌词写到在 Cadillac 上看到 Deadhead 贴纸，并劝自己不要回头；这段文字同时概括了反文化不可避免地被主流吸收，以及由此产生的刺痛而美丽的怀旧感。
- Double Wonderful。Grateful Dead 可能是前后最擅长制作周边商品的乐队之一，这一传统由 Gordon Kenny 延续。Double Wonderful 是一个故意保持难以解释的 T 恤品牌，制作关于音乐的古怪幽默服装，尤其涉及 Steely Dan 和 Phish。
正文最后留下了“P.S. Good stuff on the internet:”的提示，但未继续列出具体网络内容。
这家耀眼的新餐厅让一座博物馆声名大噪
一句话摘要
文章评介坐落于艺术园区 Amant 的新餐厅 Zoli，认为它凭借 Ned Baldwin 主导的兼具实验性与愉悦感的料理、独特空间和轻松包容的氛围，让原本主要受艺术圈关注的 Amant 进入更广泛公众的视野。
核心观点
Zoli 的成功不在于把艺术机构包装成奢华餐饮地标，而在于将 Amant 的探索性气质转化为具体的用餐体验：厨房以优质食材和扎实技艺支撑新奇组合，空间连接不同社群，因此既有艺术世界的趣味又保持了餐厅本身的亲和力。
内容总结
文章从美国美食作家 Richard Olney 对食材的信念写起：他反对用精确配方束缚厨师，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在最佳时令选用最好的肉类、农产品、油和醋，并依靠厨师对食材状态的判断来决定组合。Zoli 菜单上的“the Olney salad”正是这种理念的缩影。它没有固定配方，生菜、香草、油醋会不断变化，但始终追求当下最好的版本；作者多次品尝时，分别遇到更蓬松的叶菜、红橡木生菜、突出龙蒿或薄荷风味的变化，认为这道沙拉很可能会得到 Olney 的认可。
Zoli 位于 Amant，这个由艺术收藏家、MOMA trustee Lonti Ebers 发起的当代艺术园区于 2021 年开放，占地分布在五栋建筑中，共约三万一千平方英尺。Amant 开放初期主要在艺术界受到关注，而 Zoli 于春季开业后，吸引了并不经常关注画廊和艺术机构的人群。餐厅厨房由 Ned Baldwin 掌舵；他此前已在 Greenwich Street 经营 Houseman 十多年，并与 Danny Roberts、Aimee Li 共同管理 Zoli。和 Houseman 一样，Zoli 在温暖、精致、家庭式与知识性之间取得平衡，让艺术圈人士、普通食客和带孩子的家庭能够共享同一空间。
餐厅由 Brooklyn 建筑事务所 G.R.T. Architects 设计。裸露的煤渣砖墙带有柔和的燕麦色调，樱桃木楼梯从三层高的空间中央通向私人用餐区和屋顶酒吧，扶手、木作和建筑结构也延续了蜂蜜色木材。主层的餐厅和酒吧之间摆放着 Pierre Huyghe 的“Satellite”水族箱装置：三个浑浊、布满岩石的水箱中偶尔可见挥动触须的甲壳动物，为明亮空间增添了一丝临近末日般的不安感。整体设计在工业粗犷主义和中世纪现代主义之间取得平衡，没有落入任一风格的俗套。
与 Houseman 偏向华丽乡村风、更加浓郁直接的料理相比，Zoli 的菜单更轻巧，也更愿意提出挑战。不过，文章认为这里的实验性并不是为了制造艺术圈式的怪奇感，而是始终以让人享受为前提。代表性菜品包括：
- 用冰镇 dashi 油醋汁腌制的鲜嫩黄瓜叶，巧妙借鉴菠菜 ohitashi；
- 烤鸭心串；
- 与苦味叶菜和凤尾鱼油醋汁拌在一起的炒黄花菜嫩梢，其口感兼有菠萝蜜的肉感和芦笋般的叶绿素清脆感；
- 点缀鲜绿色黄瓜 dashi 的生蚝、以尖锐醋味腌制的大贻贝，以及配罗望子酱、花生、辣椒和香菜的冲浪蛤刺身式薄片；
- 直接延续 Houseman 风格的山羊香肠、适合红肉爱好者的嫩野牛排，以及浇在海带高汤汁上的脆皮半鸡。
海鲜是作者尤其偏爱的部分，包括浇上独活草香奶油酱、酱汁中混有不同颜色和大小鱼卵的鲽鱼片，以及配蒜香巴斯克 pil-pil 酱的整条蝴蝶切黑鲈。作者强烈建议加点薯条：粗大的方柱形土豆外脆内糯，配带藏红花气息的 rouille。酒水方面，餐厅酒吧的茴香 Martini 以腌茴香替代 Gibson 中的洋葱，味道利落，适合与薯条搭配。
文章随后将 Zoli 与位于 Upper East Side、设在 Breuer Building 内并为 Sotheby’s 总部提供餐饮支点的 Marcel 相比较。两家餐厅都位于艺术机构附近，但并非追求同一种结果：Marcel 更像奢华的“艺术大教堂”，Zoli 则重在俏皮的物质探索和情绪上的开放性。Zoli 的甜点进一步体现这种取向，例如加入发酵黑蒜的巧克力千层蛋糕，以及撒上新鲜 Taleggio 芝士碎、带有特殊发酵气息的轻盈芝士蛋糕。它们听起来古怪，却在味道上真正成立。
总体而言，Zoli 以艺术园区为背景，却没有让料理沦为展览附属品。它通过持续变化的优质食材、经过控制的实验性、兼容不同人群的空间和不端着的服务氛围，把 Amant 的艺术探索精神转化成了可直接体验的餐桌文化。文章末尾还保留了“ Helen, Help Me! ”的饮食问题征集说明，并注明此前版本曾误述 Amant campus 的相关细节。
Trump 对记者的战争
一句话摘要
文章认为，Trump 正将长期针对媒体的敌意从侮辱、诽谤诉讼升级为动用刑事调查与传票施压记者，其首要后果将是削弱消息源保密和制造新闻监督的寒蝉效应。
核心观点
围绕 Times 报道 Air Force One 安全缺陷而发出的联邦大陪审团传票，表面上是追查泄密，实则被视为 White House 借国家安全名义惩罚不利报道；即使记者最终未被监禁，迫使其披露消息源的威胁也会使其他媒体回避敏感调查。
内容总结
Trump 长期公开表示希望让记者入狱。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他谈及 Supreme Court 对 Dobbs 案意见草案泄露时，曾以极具威吓性的方式设想通过监禁记者来逼其交出消息源。今年4月，一架美国战斗机在 Iran 被击落后有机组人员失踪的消息见报，Trump 又称将要求发布消息的媒体以国家安全为由交出消息源，否则入狱。
近期，Times 报道称，Trump 从 Turkey 举行的 NATO 峰会返程时，被迫在部分行程中放弃使用卡塔尔方面赠予的新 Air Force One，原因是该机据称不具备反导能力。Trump 此前则称，自己乘坐旧 Air Force One 只是为了“怀旧”。Times 称，一名 F.B.I. 高级官员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该报暂缓报道，但报社拒绝；两天后，三名记者收到前往 Manhattan 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的传票。
Times 后续报道指出，White House 指示 F.B.I. 局长 Kash Patel 监督泄密调查，而传票签发当天 Patel 一直待在 White House，这并非常规执法行动的工作地点。Times 在一份原本密封、后要求公开的文件中请求撤销传票，称传票是出于恶意，意在惩罚 Times 的报道。文章由此提出关键疑问：Trump 真正担忧的是飞行安全，还是那份需花费数千万纳税人资金升级、且可能令他个人难堪的礼物暴露出问题？
Justice Department 将传票描述为常规取证。代理 Attorney General Todd Blanche 表示，记者并非被锁定的对象，而是与车祸目击者类似的“重要证人”，政府只想知道谁提供了涉密国家安全信息。但文章认为，这种说法无法消除风险：若记者无法向消息源保证保密，政府内部信息渠道就会枯竭；在政府运作尤其需要独立监督、而 Administration 又试图封闭非官方信息渠道时，这一后果尤为严重。Times 执行主编 Joseph Kahn 强调，独立媒体的重要职责之一正是充分、公正地报道官员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和使用纳税人资金。
文章把这起事件置于更广泛的施压脉络中：
- Trump 先前已频繁提起诽谤诉讼，一些新闻机构为避免影响合并计划或广播许可而选择让步。
- 今年1月14日凌晨，F.B.I. 探员到 Washington Post 记者 Hannah Natanson 家中，因一名政府承包商被控持有机密信息的调查而扣押其电脑和手机；目前法官阻止 Justice Department 不受监督地查阅这些设备。
- 近几个月，Justice Department 还在国家安全案件中向 Washington Post 和 Wall Street Journal 记者发出传票，后在新闻机构提出挑战后撤回。
- 媒体法律人士担心，Administration 还可能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即依据 Espionage Act 起诉发布机密信息的记者。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主席 Bruce Brown 认为，若不至于直接以 Espionage Act 起诉记者，事态升级几乎已无更贴切的形容。
文章也指出必要的法律边界。历届两党 Administration 都曾在国家安全泄密案件中要求记者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但这类做法罕见且通常被视为最后手段；Reporters Committee 的 Gabe Rottman 统计，2000年以来仅有三次。Justice Department 自1970年起的规定要求，只有在所求信息“必不可少”、且政府已作出一切合理尝试但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时，才可向记者发传票。然而这些规定无法在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对于有意无视它们的 Administration 而言，保护作用有限。
法院对记者特权的判例同样并不稳固。Supreme Court 在1972年裁定，新闻从业者并不当然免除出席大陪审团并回答与刑事调查相关问题的通常义务，但也为政府存在骚扰或恶意的情形留下了保护空间，而这正是 Times 当前主张的事实基础。
文章预计，Times 记者近期真正被关入监狱的可能性不大，法官在程序早期不太可能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但如果 Administration 坚称强迫记者作证是唯一选择，结果仍不明朗。更深层的担忧在于，Times 拥有应对压力的资源和决心，其他新闻机构未必如此。它们可能因害怕成为 Administration 的目标而不再追踪敏感报道；文章认为，这种寒蝉效应恰恰是 Trump 试图达成的目的。
为 Trump 白宫舞厅计划放行的人
一句话摘要
文章描写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f Fine Arts 主席 Rodney Mims Cook, Jr. 如何以古典建筑理想、与 Trump 的私交及亲俄文化活动为背景，支持 White House 大型舞厅计划，同时呈现其自称承担美俄“软外交”角色的说法与官方信息之间的矛盾。
核心观点
Rodney Mims Cook, Jr. 将自己倡导的古典主义建筑审美转化为对 Trump White House 舞厅等项目的官方支持；但他围绕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美俄沟通及 State Department 授权所作的自述，部分与公开的官方表态不一致，凸显其影响力、个人外交与自我塑造之间的张力。
内容总结
Rodney Mims Cook, Jr. 是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f Fine Arts 主席，也是一名长期推动古典建筑复兴的 Atlanta 人士。他在 downtown Atlanta 建造了 Millennium Gate Museum——一座仿罗马凯旋门的建筑；当年这类复古古典主义构想尚属边缘，如今他认为其已进入国家建设议程。
Cook 与 Trump 的私交及其委员会职位，使他得以介入首都的建筑方向。他称 Trump 正在“修复” White House，而自己正在协助；由其委员会放行的 White House 舞厅计划面积为九万平方英尺。一名建筑评论家曾在 Times 将这一方案称作“巨大而愚蠢的盒子”，Cook 则认为，只要比例正确，即便装饰中的金色日后可以收敛，项目仍会留下惊人的美学遗产。
Cook 对俄罗斯古典建筑同样抱有热情：他在 North Atlanta 建了一座带塔楼、采用俄罗斯木构风格的 dacha。6月，他前往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并展示该建筑的照片；这一论坛常被称为 Putin 的 Davos。Cook 自称自己在会上“本质上是美国文化部长”，并称 State Department 推动他出席、为他专门安排活动，但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此前在 Senate hearing 中表示，并不知道有美国代表团出席，而美国已近十年未派代表团参加该论坛。
Cook 将此行描述为“软外交”。在一场录制的问答中，他向 Putin 表达对 St. Petersburg 的喜爱，Putin 通过翻译回应自己也爱这座城市。Cook 还称，自己曾把一枚来自 Putin 的冰球放到 Trump 的办公桌上，作为善意姿态；他拒绝说明冰球的来源。文章没有证实这些行动是否得到 State Department 如他所称的认可，只并置了 Cook 的说法与 Rubio 的公开表态。
文章的现场叙事围绕 Cook 在 Millennium Gate Museum 举办的一场小型演出展开。来自 Siberia、同时担任俄罗斯文化部副部长的小提琴家 Mikhail Simonyan 演奏了 Brahms、Tchaikovsky、Rachmaninoff，最后演出《Yankee Doodle Dandy》。Cook 称 Simonyan 的到访是俄罗斯方面的答谢；现场还出现了 Little Richard 乐队成员，他们希望请 Cook 协助在 Macon, Georgia 为这位已故摇滚乐手建造雕像。
演出后的交谈进一步呈现 Cook 的角色：在旁人眼中，他是处理“任何与纪念碑有关之事”的人；Simonyan 则设想在 American Ambassador 官邸和 Siberia 体育场举办大型和平音乐会，甚至提到 Steven Seagal 可以弹吉他。由此，文章将 Cook 描绘为一个把古典建筑、纪念碑建设、Trump 政治圈层和亲俄文化联络交织在一起的人物；他的官方权力确实影响了 White House 舞厅计划，而他对自身外交使命的叙述则保留了明显的可疑之处。
Julian Schnabel 的意大利天堂
一句话摘要
文章通过 Julian Schnabel 在纽约工作室和住所的一次访谈，呈现意大利艺术、风景与电影如何持续塑造其绘画、建筑趣味及新片“In the Hand of Dante”。
核心观点
Julian Schnabel 与意大利长达五十年的个人和艺术联系，并非单纯的创作题材：从早年亲临古典作品现场，到如今以松树绘画和“In the Hand of Dante”重访意大利，这种联系构成了他跨媒介创作及其夸张个人风格的核心。
内容总结
Julian Schnabel 五十年前第一次前往意大利。当时还在大学的他认为，仅从艺术史图册无法真正理解作品，必须亲自站到 Giotto 在 Cappella degli Scrovegni 的壁画、Piero della Francesca 在 Arezzo 的绘画，以及 Duccio 和 Caravaggio 的作品面前。他不仅喜爱当地艺术，也欣赏意大利人对艺术家的熟悉程度；在他看来，美国人人都知道 Abraham Lincoln，而意大利人人都知道 Caravaggio。1976年，他留在当地并卖出了画作，此后意大利始终是其创作想象的重要部分。
如今，Netflix 已推出他执导的“In the Hand of Dante”，Pace 则展出他以意大利伞松为主题的绘画。Schnabel 在纽约 West Village 的 Palazzo Chupi 工作室中准备将作品送往画廊时介绍，这批画统称为“Italy Through Its Trees”。它们来自他在 Rome、Villa Borghese 附近的生活经验，以及在 Sicily、Trapani、San Vito Lo Capo、Tarquinia、Bracciano、Venice、Verona 和 Padua 等地拍摄影片的经历。其绘画延续了他一贯的材料实验，包括在碎盘子和旧地图上作画；他还演示了如何用绑在杆子上的画笔，在平置画面上留下圆形笔触。
文章也勾勒出 Schnabel 的生活环境和自我呈现方式。Palazzo Chupi 是他2007年在一座旧香水厂上方建造的粉色威尼斯式建筑，共十二层并设有泳池；为筹资，他卖掉了一幅 Picasso。由于外观醒目，这座建筑曾引发争议，一位评论家称其为“爆炸的 Malibu Barbie 房子”。Schnabel 卖出部分单元，Richard Gere 曾购入其中一套，自己则保留部分空间。公寓中的早期盘子画、Andy Warhol 为他创作的肖像、两架三角钢琴、Pilates 器械和动物标本，共同体现了他将绘画、收藏、奢华与戏剧感混合在一起的审美。
他把自己对意大利语和意大利电影的兴趣追溯至观看 Marco Ferreri 的“L’Ultima Donna”，以及在巴黎看带法语字幕的 Bernardo Bertolucci 电影“Novecento”的第二部分“Atto Due”。尽管当时既不会法语也不会意大利语，他后来与 Bertolucci 成为好友；初次见面时，他哼唱“Novecento”的配乐，令导演深受触动。
“In the Hand of Dante”由其子 Vito 担任制片人，Martin Scorsese 担任执行制片人，演员包括 Oscar Isaac、Gal Gadot、Gerard Butler、Sabrina Impacciatore、Jason Momoa、John Malkovich、Al Pacino 和 Scorsese。影片时长两小时半，并穿插黑白段落。面对投资人希望将其压缩为两小时、改为全彩色的要求，Schnabel 认为这种建议误解了作品，强调 Scorsese 和演员都支持他的版本，而他无意拍一部 Marvel 电影。
影片让多名演员一人分饰多角：Gerard Butler 既饰演杀手，也饰演 Pope。Schnabel 朗读了 Butler 收到剧本后的长讯息，其中将影片形容为混合“Goodfellas”、“Paradise Lost”和“Love Story”的大胆作品。对 Schnabel 而言，这种跨越高雅艺术、犯罪叙事、宗教意象与通俗电影的组合，正是他愿意与演员合作并坚持自身创作判断的原因。
Eric Bogosian的吸血鬼差事
一句话摘要
73岁的演员兼剧作家Eric Bogosian在AMC改编的Anne Rice作品“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中如愿饰演吸血鬼，并借这份角色回望自己由表演、写作、亚美尼亚家族记忆与想象力共同塑成的职业生涯。
核心观点
Bogosian将新获得的吸血鬼角色视为又一次意外中奖：他长期在写作与表演之间切换，以直率、锋利的银幕气质发挥角色魅力，而真正支撑其创作与表演的，是童年形成的扮演冲动以及对家族历史的持续追索。
内容总结
在Tribeca一间摆满仙人掌、兼具住家气息的办公室里，Eric Bogosian谈起自己在AMC改编Anne Rice作品“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中的新变化：其饰演的采访者也成了吸血鬼。对他而言，这几乎是夙愿成真。2022年，他在飞往Chicago观看妻子、导演Jo Bonney作品的航班上盘点职业经历，想到自己演过Steven Seagal电影里的坏人、在“Law & Order”系列中饰演过六十一集从不微笑的警察队长，也主演过自己获Pulitzer提名的剧作“Talk Radio”及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改编版；随后他意识到，自己还想演吸血鬼。抵达Chicago后，他便接到了出演“Vampire”的邀约。
Bogosian认为，这个机会延续了他人生中几次难以解释的好运：他和Bonney住在同一栋楼里，原先购置的一间小写作间后来与邻居交换，换得如今可眺望下曼哈顿的一居室角落公寓。他把这些经历称为不断“中奖”。
他的表演特点——不绕弯子的直接、锐利的凝视——已在“Uncut Gems”和“Succession”等近年作品中显现；吸血鬼的黄眼睛只是在此基础上略作强化。他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读过“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也曾看过Frank Langella于1977年在Broadway饰演Dracula。虽然他未必能在剧中成为那种强大而优雅的吸血鬼，他仍享受角色较为古怪、笨拙的一面：本季他会咬人、杀人，一场在更衣室咬人后惊讶抬头的戏，被他形容为撞见浣熊翻垃圾般狼狈，而非浪漫。剧中角色还穿皮夹克，口出粗鲁台词。
办公室里的物件构成了他的职业档案：包括“Talk Radio”在Public演出时的黑白照片、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颁发的Silver Bear、AC/DC纪念品，以及“Taxi Driver”海报。他说，自己第二个孩子以Travis Bickle命名，曾告诉Robert De Niro此事，对方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书房兼健身房里堆放着他为一本非虚构著作搜集的研究资料。那本书讲述一群刺杀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领导者的刺客；他为此阅读大量材料，历时七年才完成，并以自嘲的口吻称其为一本学术书。这一写作与他的家族史紧密相关：Bogosian在Massachusetts州Watertown的亚美尼亚社群及附近郊区长大，部分祖先在种族灭绝前移民，另一些人则险些逃出生天；其外祖父曾在村庄燃烧时逃离，并救出自己的母亲。家庭带有移民社群的典型特征——口音、众多亲戚，以及围绕食物的凝聚力。
他在学校里曾感到格格不入，直到英语老师让他饰演Juliet之父Lord Capulet。他以夸张的方式完成角色，随后加入戏剧社；一位优秀教师又让学生自行写剧本，使写作与表演从一开始便在他身上融合。Bogosian最终将表演理解为扮演现实中无法成为的人：童年看完“Lawrence of Arabia”后，他曾披着床单在院子里模仿主角。对他来说，想象和假扮始终是最快乐的所在，甚至比单纯地活着更令人快乐。
David Rothenberg 走上单口喜剧舞台
一句话摘要
92岁的David Rothenberg首次登台表演单口喜剧，文章借此回顾他如何同时在演艺圈和Fortune Society所服务的前服刑人员群体中建立起独特影响力，并展现幽默如何成为取得信任、释放创伤与连接他人的工具。
核心观点
Rothenberg的喜剧并非与社会工作分离的晚年尝试：他一生擅长用幽默与人建立联系，而这种能力正是Fortune Society通过信任帮助前服刑人员重建生活的重要基础。
内容总结
David Rothenberg是少数拥有两个不同社交圈的纽约人：一边是他在演艺公关工作和WBAI周六早间广播节目中结识的演艺界人士，另一边是把他视为世俗圣人的前服刑人员。92岁时，他在54 Below完成首次单口喜剧演出，Christine Ebersole为演出开场，现场也有许多Fortune Society成员；Department of Correction负责人、曾经服刑的Stanley Richards也是该机构的校友。
Rothenberg早年从事戏剧公关，曾为Liz and Dick工作。1967年，他制作一部关于监狱生活的戏剧后受到触动，创办了Fortune Society。这个最初设在他时代广场办公室一张桌子上的项目，后来发展成致力于让出狱生活更具人性、并帮助前服刑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机构，其社区住所设在一座翻修后的学校建筑中，名为the Castle，位于140街与Riverside一带。
他认为幽默是Fortune Society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那些愤怒、受伤、破碎且长期遭受误用和虐待的人，工作人员首先必须赢得信任；如果对方把你看作能让自己发笑的人，真实感受和痛苦才可能显露出来。他回忆，17岁的Abe曾与他打乒乓球，Rothenberg靠自己在演艺圈积累的一连串俏皮话让这个年轻人终于笑出来，而Abe也由此开始好转。这段经历成为他理解幽默社会作用的早期例证。
在正式演出前，Rothenberg曾考虑以一个关于《A Star Is Born》的笑话开场：借用影片中Judy Garland饰演的Vicki Lester在丈夫Norman Maine死后表达忠诚的结尾，他原本想说Norman Maine其实是假死以逃离Garland。但他担心这个笑话会让观众失去兴趣，最终改为更直接地说自己是美国年龄最大的单口喜剧演员，并强调这里的关键词是“站起来”。
他的表演随后围绕生活经历展开，包括对身边女性的调侃、在Algonquin与Charles Laughton相遇并被对方抚摸大腿的辛辣故事，以及他探访两名囚犯时被一所州立监狱赶出、对方让他回纽约找“某个犹太自由派律师”帮忙，最后他请来的正是William Kunstler。现场观众普遍认为最精彩的是他讲述Peggy Lee的故事：Peggy Lee午夜打电话请他为纽约演出准备乐谱，并在电话中唱完了Frank Loesser的《Spring Will Be a Little Late This Year》；第二天，Rothenberg对母亲解释自己整晚没接电话时说，自己“和Peggy Lee睡在床上，而她一直不停地唱歌”。
文章将这场演出放在Rothenberg漫长人生的交汇处来呈现：他既是熟悉明星世界的戏剧公关人，也是以幽默和信任帮助前服刑人员恢复尊严的Fortune Society创办者。文末还注明，文章插图的早期版本错误地使用了54 Below的旧名称。
流亡中的 María Corina Machado 与反对派
一句话摘要
文章追踪 María Corina Machado 在赢得委内瑞拉总统选举、被迫流亡后争取回国执政的经历，揭示她所代表的民主转型诉求与 Trump Administration 以稳定和石油利益为优先的委内瑞拉政策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核心观点
Machado拥有委内瑞拉反对派最强的民意合法性，并通过2024年选举的证据、基层动员和国际支持证明自己是民主转型的核心人物；但美国在推翻 Nicolás Maduro 后选择让 Delcy Rodríguez 继续掌权、优先恢复石油生产和维持秩序，既阻碍Machado回国，也使一个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威权体系得以延续。地震暴露了该体系的治理脆弱性，却未自动转化为政治过渡，反而加剧了围绕谁能代表委内瑞拉的权力斗争。
内容总结
文章以委内瑞拉在六月遭遇一系列灾难性地震为切入点，描写流亡中的 María Corina Machado 试图回国参与救灾并推动政治转型，却先后被阻止在 Curaçao 降落、随后又在 Panama City 遭遇航空阻拦。地震造成城市道路开裂、建筑倒塌、医院超负荷和大规模人员伤亡；救援设备短缺、燃料不足、政府反应迟缓，使民众不得不自行搜救亲友。Machado在 Washington 动员援助团队建立救援中心，协助医院、救援人员和边境通行，并认为自己回国既是对委内瑞拉人民负责，也符合 United States 的利益。
Machado长期以来一直是委内瑞拉最受欢迎的反对派政治人物。她出身于富裕的 Catholic 家庭，曾在 Sivensa 工作，后来因探访州立青少年收容所而投身社会公益，并逐渐认识到只有掌握国家权力才能扩大改革规模。Hugo Chávez 在1998年上台后，以扶贫和财富再分配建立支持，却同时通过改写宪法、取消任期限制、建立 patronage system 和没收企业来巩固权力。Machado创办 Súmate，监督选举并组织公民观察员，之后进入国会，加入反对 Nicolás Maduro 的 Democratic Unity Roundtable。
在反对派内部，Machado因立场强硬、经济上偏向自由市场、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政治圈而显得格格不入。她在2012年国会演讲中当面指责 Chávez 的政府掠夺私营部门，并宣称他的时代已经结束。Chávez于2013年去世后，前公交车司机 Maduro 在争议性选举中接任，经济崩溃、通货膨胀、食品短缺和政治压迫不断恶化。政府支持的民兵袭击抗议者，反对派人士被监禁、流亡或禁止担任公职；Machado甚至将子女送离委内瑞拉，以兼顾母亲身份与政治活动。
反对派曾在2015年赢得国会三分之二席位，但 Maduro通过另设忠于政府的立法机构重新夺回控制权。Machado随后创建 Vente Venezuela，并在2017年退出反对派联盟，认为反复谈判和妥协只是在为政权争取金钱、时间和合法性。2018年 Maduro在被指控舞弊的选举中宣布胜选后，反对派转而支持 Juan Guaidó，获得 Trump 和 Marco Rubio 的资金与国际承认，但由于先获得国际支持、未能建立足够的国内合法性，Guaidó运动最终瓦解。Machado由此得出结论：民主转型必须先取得委内瑞拉人民的授权，再争取外国支持。
2024年总统选举中，政府先后禁止 Machado 和她指定的替代候选人 Corina Yoris 参选。Machado拒绝接受由 Maduro 阵营认可的折中人选，改为支持外交官 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并号召选民“想投给我，就投给他”。她通过两辆车组成的车队走遍全国，在政权没收音响、切断电力、挖断道路的情况下继续竞选。基层支持者自发成立近七万个 comanditos，作为非正式的竞选和动员单位，使她的竞选活动具有类似地下组织的网络结构。
为记录选举结果，Machado团队设计了名为“600K”的行动：每个投票站的选举见证人获取投票机打印的 acta，由其他人拍照、转运并扫描备份；团队还购买和秘密运送了160个 Starlink 天线，以应对网络覆盖不足。投票结束后，官方宣布 Maduro 以51%的得票率获胜，却没有公布各投票区的详细结果。反对派收集到的 acta最终覆盖超过80%的选票，达到即使 Maduro 赢得所有剩余选票也无法逆转的数学临界点，显示 González Urrutia 实际上取得压倒性胜利。Machado因此宣布 González Urrutia 为当选总统，并号召民众抗议舞弊。
Maduro随后发动镇压，数千人被捕、殴打或杀害。Machado在一年半内辗转十多个藏身处，通过社交媒体与支持者保持联系，宣称政权实际上已经改变。她的亲信遭到审讯和酷刑，竞选总部 El Bejucal 也被搜查。2025年10月，她获得 Nobel Peace Prize；为参加 Oslo 的颁奖活动，她在 Bryan Stern 及 Grey Bull Rescue 的协助下秘密出逃。海上接应过程因恶劣天气、失去 G.P.S. 信号和导航困难几乎失败，Machado最终浑身湿透并因摔倒造成椎骨骨折，抵达 Oslo 时已经错过颁奖典礼，但与家人结束了两年的分离。
文章认为，Machado的国际声望在此后达到高峰，却没有转化为实际执政权。2026年1月3日，U.S. military 进入 Caracas 并逮捕 Maduro，许多委内瑞拉人原以为 Machado会成为新总统。她此前曾努力争取 United States 及其他盟友承认，也在三个月前获得 Nobel Peace Prize。然而 Donald Trump 宣布行动时强调的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和恢复石油流动，并没有提到 Machado或民主；为维持稳定，Maduro的副总统 Delcy Rodríguez 被留在掌权位置。
Machado没有批评 Trump，反而称赞他的“勇气和远见”，并把自己的 Nobel Peace Prize 交给他。她在 Washington 设立了一个被顾问称为“shadow embassy”的临时办公室，与 foreign ministers、Trump Cabinet officials、国会议员和捐助者会面。她坚持认为自己拥有委内瑞拉人民的授权，主张国家主权的基础是人民意志，而不是现有政权的控制。她还与 Crown Prince Reza Pahlavi 共同发表声明，支持结束 Iran 和 Venezuela 的压迫。
与此同时，Delcy Rodríguez迅速向 United States 示好：她接待 American diplomats、重新安排内阁、强化亲信控制，并向 United States 交付超过七千万桶石油。Trump Administration 制定了稳定、复苏、最终政治过渡的三阶段计划，但没有公布选举时间表。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虽长期支持 Machado，却在 Rodríguez 留任后没有公开抗议，反而成为在 Caracas 影响力很大的“viceroy”。美国官员担心 Machado缺乏军方支持、过于强硬，可能无法与旧政权和解；同时，恢复石油收入被置于政治开放之前。
Machado的竞选胜利是她最有力的政治依据，但美国对她的支持始终存在条件。她在 White House 会见 Trump 时强调，委内瑞拉需要通过有秩序的公民参与和人民主权来化解期待；她还送给 Trump 一串竞选期间支持者交给她的 rosary，提醒他自己的选举授权。可是，美国决策者更担心她的回归会破坏 Rodríguez 政府的稳定，进而损害 United States 的石油和地缘政治目标。
在能源政策上，Machado试图向投资者证明自己既能带来民主，也能带来经济复苏。她在 Houston 的 CeraWeek 上承诺建立清晰规则、稳定条件、独立的 hydrocarbons agency 和低 royalty，并称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有望增长至原来的五倍。投资者认为她的方案具有吸引力，却怀疑她近期能否真正执政。Trump Administration 控制着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并已授权向 Rodríguez 政府拨付超过六十亿美元；部分 Republican 政治人物和商业利益相关者更关心获取资源，而非推动选举。
文章特别指出，Rodríguez正在 Washington 培养 lobbyist 和政治盟友，包括 Richard Grenell、Harry Sargeant 与 Mauricio Claver Carone 等。部分美国共和党人士不愿讨论选举，担心政治过渡影响石油利益。由此形成的矛盾是：United States 一方面声称最终要恢复民主，另一方面却支持一个掌握国家机构、压制反对派并能持续提供石油的现政府。由于 Supreme Court、National Electoral Council、内阁和安全体系仍由 chavistas 控制，逮捕 Maduro 并没有摧毁原有权力结构；政治犯仍被关押，Diosdado Cabello等强硬派也继续掌握影响力。
地震进一步暴露了 Rodríguez 政府的脆弱性。政府约三天后才向灾情最严重的 La Guaira 派出救援人员，军队的主要可见行动是控制交通并在废墟旁待命； Rodríguez 到灾区时遭到民众嘘声。民调显示，超过90%的委内瑞拉人不满她的领导，Trump在 Maduro被捕后一度拥有的高支持率也开始下滑。灾后重建资金既可能帮助政府取得合法性，也可能成为腐败和争夺资源的新来源。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在缺乏制度的情况下，先推进经济重建而不进行政治过渡，可能只会建立一个更有盈利能力的威权政权。
尽管灾情显示 Rodríguez 缺乏治理能力，Trump Administration 仍在公开场合支持她。U.S. chargé d’affaires John Barrett 强调 Rodríguez 对 United States“完全配合”，甚至在约五万名委内瑞拉人失踪之际，仍着重说明石油生产没有中断，并要求清理聚集在 U.S. Embassy 外的抗议者。前 American Ambassador James Story 因而警告，如果民主不能尽快恢复，United States实际上只是在帮助一个更赚钱的 authoritarian regime。
Machado仍坚持 Trump 对委内瑞拉的最终愿景与她一致，但文章显示这一判断越来越难以维持。Administration曾拖延她回国，甚至提出让她担任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她的议题也被用来向 Rodríguez施压，却没有真正赋予她进入委内瑞拉或参加选举的权利。美国推动 Rodríguez与较温和的流亡反对派人物 Dinorah Figuera 对话，却没有让 Machado参与。
地震后，Trump曾要求 Rodríguez不要伤害 Machado，但她从 United States 出发的飞机随后被撤销在 Curaçao 的降落许可；她改从 Panama City 前往委内瑞拉时，航空公司又称 Rodríguez 政府威胁撤销其执照。相关人士将此解释为 United States 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有人希望推进 Machado回国，有人则认为在选举前不应扰乱与 Rodríguez之间的安排。
文章最后呈现 Machado处境中的双重性：她拥有多数民众支持、2024年选举的证据和国际声望，却因依赖 United States 的军事与外交介入而部分让渡了自身政治主动权；她的政党 Vente Venezuela没有正式注册，反对派在她缺席时也难以形成有效替代方案。她把回国描述为稳定力量，但她与 Rodríguez及其武装支持者之间的竞争也可能引发暴力。Machado拒绝把自己定义为“身处僵局”，而称自己正在一个政治过程中继续协调国内外支持；文章则留下开放结论：地震揭穿了既有权力安排的脆弱与虚伪，却并未解决民主合法性、国家控制权和美国利益之间的根本冲突。
一个父亲修复每一道致命护栏的征程
一句话摘要
女儿因护栏端部装置穿透车辆而死亡后，Steve Eimers投身检查和推动改革，揭示美国大量护栏因过时设计、零件混装和错误安装而构成可预防的致命风险，且其行动已促成部分修复与立法回应，却无法消弭丧女之痛。
核心观点
护栏并非普通钢条，而是依赖精确部件、安装方向和受力机制的安全系统；设计缺陷、维护不足及“Frankensteining”式零件混装会破坏其吸能与导向功能，使本应保护车辆的设施变成穿刺或翻车风险，而制度监管、制造商说明义务和专业安装仍明显不足。
内容总结
2016年万圣节后，Steve Eimers的女儿Hannah驾车从Georgia返家，在I-75上因疲劳偏离道路，撞上护栏末端的黑黄相间端部吸能装置（terminal end）。她没有超速，也未饮酒；按设计，terminal end应在受撞后沿护栏滑动、吸收动能，并使钢轨卷曲，从而令车辆减速。实际中，护栏却穿透Volvo S80，将Hannah的身体截断。随后，Tennesse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甚至向Eimers家寄出3000美元账单，要求Hannah支付被撞坏护栏的维修费，后称系处理失误而道歉。
Hannah的死亡促使Eimers搜索类似事故，并发现护栏行业将这种护栏穿入车辆的事故称为“spearing”。他认为女儿撞上的护栏存在缺陷，2017年以设计未遵守联邦和州指引、制造商Lindsay Corporation未提供充分安装说明等理由提起非正常死亡诉讼；案件于2022年以未披露金额和解，和解条款限制他公开讨论该护栏的具体问题。此后，他关闭洗窗生意，全职投入护栏安全倡议。
Eimers驾车穿越25个州、行程约4万英里，实地检查护栏，并通过YouTube账号@TheGuardrailGuy发布视频，向约25万订阅者展示倒装螺栓、松动缆索锚点、缺失部件和错误安装。他自称能从卫星图识别护栏类型，并保存大量事故、研究和政府记录。他估计美国每年约有1000起与护栏有关的死亡、道路上存在数万英里危险护栏；这是一项基于其研究的估算，而非文中所述官方统计。其资料帮助记者发现问题：例如Jennifer Titus依据他提供的清单核查Florida护栏后，州政府重新检查了全州护栏。
文章强调，护栏的危险并不意味着所有护栏本身有害。现代护栏是由钢轨、立柱、螺栓、支架和端部装置组成的精密系统：
- 从侧面以通常小于25度的角度撞击时，护栏应弯曲但保持张力，防止车辆穿过护栏（gating）或越过护栏。
- 从正面撞击terminal end时，系统应释放并卷曲钢轨，以耗散能量、避免穿刺。
- 早期护栏的钝端极其危险；向下埋入地面的turndown护栏虽可减少穿刺，却可能把车辆弹起，如同电影《The Dukes of Hazzard》中的飞车场景。
机械工程师Dean Sicking参与了过去四十年几乎所有重大护栏创新，曾设计ET-2000、Sequential Kinking Terminal和Next Generation Terminal等装置。他认为，若Hannah撞上的是真正按规范安装的此类系统，她本可生还。但护栏常由并不理解其工程原理的地方维修人员安装或修复；他们可能从仓库中随意拼凑看似匹配的零件。业内将这种混装称为“Frankensteining”。它会破坏预定的受力和释放机制，导致护栏不能卷曲、可能穿刺车辆或引发翻车。Eimers估计，他检查的护栏中约5%存在这类问题。
Eimers与Sicking在Alabama考察的一段护栏，便是错误装配的案例：安装人员疑似因面板长度测量错误，在原本不存在的位置钻孔固定螺栓，导致正常应释放的螺栓无法释放；承力板也发生错位。Sicking直言，在他的护栏上钻孔就是破坏其功能。Eimers还曾购买印有“THIS SIDE UP”的贴纸，贴在倒装或上下颠倒的护栏上；相关视频获得1600万次观看，制造商Valtir后来也推出了自己的安装提示贴纸。
他的工作也把失亲或伤残者组织起来。Hannah之外，Jaida Payne、Hunter Burns和Isabella Alonzo等人都在I-75沿线因受损、倒装或Frankensteined护栏死亡；Arizona青年Jett Weinstein则在2024年一次护栏穿刺事故中失去一条腿，同行驾驶者死亡。Eimers称这些倡议者为“Army of Davids”，他们要求制造商公布更完整的安装说明，并推动政府制定安装和维护法律。受害者家属的共同判断是：如果护栏按规范维护或修复，他们的亲人原本可能活下来。
Eimers游说其国会议员Tim Burchett，要求政府强化制造商责任，包括清晰标示护栏部件、提供包括西班牙语在内的多语种安装手册。他拟定的“Guardrail Manufacturer’s Transparency Act”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Surface Transportation Reauthorization法案草案；在约800页的草案中，超过8页的护栏条款大量采用了他的文字。该法案在文中所述时点仍处于定稿、等待可能表决的阶段，并非已经生效。与此同时，他投诉后，Sicking住所附近的缺陷护栏得到修复，White House附近若干混装护栏也被安排更换。
文章的结论并不把政策进展等同于个人救赎。Eimers承认，修好全世界的公路护栏也无法修复自己，更不能带回Hannah；但他将这些微小而持续的制度改变视为让事故不再夺走其他家庭成员的途径。Hannah生前害怕自己死后只剩照片、名字和故事被遗忘，而父亲以近乎执拗的公共行动，让她的死亡成为检视基础设施安全、企业透明度与政府监管失职的一段持续故事。
拜登如何助长以色列对加沙——以及伊朗的侵略
一句话摘要
文章通过政府文件、内部评估和多名前官员的证词，论述Biden政府虽然反复担忧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平民伤亡和潜在战争罪，却因人质谈判、对伊朗升级的恐惧及所谓“no daylight”政策持续提供武器与政治保护，最终助长了加沙战争及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
核心观点
文章的核心判断是，Biden政府把避免公开施压以色列、维持对其无条件安全承诺视为遏制伊朗和促成人质协议的手段，但这种威慑逻辑反而形成了“moral hazard”：以色列知道美国最终会替其承担报复风险，因而不断扩大在加沙及对伊朗、Hezbollah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Biden政府在掌握大量平民伤害、阻碍人道援助和虐待 detainees 的证据后，仍以法律技术性解释和对停火的期待推迟或规避暂停武器，导致其既定的国际法、平民保护和两国方案目标遭到反噬。
内容总结
文章从Mirjana Spoljaric于2024年3月5日致Biden的一封机密信写起。作为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的负责人，Spoljaric指出，Israel在加沙的作战方式可能违反武装冲突法：平民与军事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区分，医疗设施和人员受到威胁，人道援助遭到阻碍，被拘押者和死者未获有尊严的对待。她还说，Israel自10月7日后几乎完全阻止Red Cross探视来自Gaza和West Bank的 Palestinian detainees，许多被释放者描述了殴打、虐待等经历。Spoljaric援引美国法律和政府政策，要求Biden扣留很可能被用于战争罪的武器，并警告纵容这种行为会成为后代无法原谅的“道德失败”。
文章认为，Biden政府后来对以色列的政策并非没有警觉。政府官员很早就怀疑Israel的大规模空袭不可能逐一对应经过审慎筛选的合法军事目标；行动似乎沿着加沙北部由东北向西南推进，摧毁成片社区。以色列还被报道在战争初期扩大交战规则，使中层军官可以授权可能造成多达二十名平民死亡的袭击，以打击普通Hamas战斗人员；另有调查指称，办公楼、公寓、政府部门、银行、大学和基础设施等“power targets”曾被用于向 Palestinian population施压。Israel Defense Forces则坚持其始终遵守武装冲突法并尽力减少平民伤害，相关报道中的部分指控也遭到其发言人否认。
在人道援助问题上，Israel在10月7日后关闭过境点，并宣布“complete siege”，停止电力、食品、水和燃料供应。Antony Blinken访以时曾告诉Benjamin Netanyahu和Yoav Gallant，放行食品既是道德责任，也是战略和法律责任；但Israel只同意从Rafah允许数量有限的援助进入，且不愿公开承认这一让步。此后，Blinken和Jake Sullivan几乎每天都要与以色列官员争论卡车数量及物资清单，甚至氧气瓶、X-ray machines和分娩包等医疗用品也可能因所谓“dual uses”被拒绝。文章指出，限制人道援助本身违反武装冲突法，而美国法律也限制向阻碍美国支持的人道援助的政府提供武器。
Biden政府还收到有关拘押和虐待的报告。2023年12月，United Nations工作人员告知State Department，Israel Defense Forces把已排除Hamas军事角色的 Palestinian detainees在夜间、严寒中送回加沙；State Department随后尝试启动Leahy Laws程序，调查一个名为Sde Teiman的军事基地及其他单位是否存在“gross violation”人权行为。但由于与Israel约定的特殊程序是在闭门状态下拖延数月进行，调查没有及时影响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到Biden任期末，虽然已有文件准备切断对Sde Teiman的援助，Blinken仍以即将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为由没有签署。
文章把这种克制与Biden政府原本的政策目标并置。Biden上任时希望恢复美国对 Palestinian state 的象征性支持，重新把West Bank settlements视为违反国际法，恢复对West Bank商品的单独标注，并重开服务 Palestinian population 的U.S. consulate in Jerusalem。Blinken还试图利用Saudi Arabia与Israel关系正常化作为杠杆，迫使Israel对two-state solution作出更明确承诺。然而，10月7日后，政府没有把武器供应和援助作为足够有力的条件，反而以公开分歧可能破坏安全合作和地区外交为由，逐步放弃了“rip the Band-Aid off”的计划。
Biden、Blinken和Sullivan私下担心Israel的全面入侵会使人质谈判失败、把Hamas逼入地下并危及美国军队，但他们没有成功让Netanyahu明确可行的战争目标。Netanyahu先后提出摧毁Hamas、把其活动区域变成废墟，后来又提出“total victory”，同时拒绝让Palestinian Authority在战后治理加沙，并暗示Israel将承担“overall military responsibility”。State Department内部曾建议仿效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扩大军援前要求Israel明确战后目标；Blinken也提出过战后加沙不应强迫迁移、不应重新占领、不应缩减领土，并应与West Bank由Palestinian Authority统一治理。但在实际政策中，Biden却绕过Congress批准紧急军售，并推动通过额外的87亿美元援助；整个战争期间，政府同意向Israel出售超过200亿美元武器，另加每年38亿美元军事援助。
美国约提供Israel 70%的武器，包括几乎所有导弹、飞机和炸弹，因此白宫内部长期讨论能否用军援限制来改变作战方式。Jon Finer的团队提出过扣留Red Cross认为不适合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的大型炸弹、限制纯进攻性武器，以及禁止某些武器用于加沙等方案。Biden也曾考虑直接向以色列公众发表“tough love”演说，说明追求不明确的“total victory”会造成无谓平民伤亡、孤立Israel并使其陷入永久战争。但政府回忆起Barack Obama在2014年公开批评Israel后遭到国会和Netanyahu反击，也把2021年Biden采用的“hug-Bibi strategy”视为较快促成停火的成功经验，于是继续奉行“no daylight”政策。
Israel反复以“再过两周”承诺战争即将结束，白宫因而不愿为公开施压付出政治代价；但战事从Gaza City扩大到Khan Younis，最终又推进到Rafah。官员后来认为，Israel领导人可能利用这些时间表争取更多作战时间。2024年2月，Biden签署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20，要求对武器接受国是否遵守援助与战争罪规则进行评估。4月World Central Kitchen车队遭袭、7名援助人员死亡后，Biden首次公开警告，美国支持将取决于Israel采取“specific, concrete, and measurable steps”减少平民苦难，并暂缓一批主要由2,000磅和500磅炸弹组成的军火。不过，当Finer建议连500磅炸弹也暂扣时，Biden最终下令将其分开运送。
随后各State Department部门对Israel行为的评估出现严重分歧。至少五个部门认为，Israel很可能使用美国武器违反战争法，并阻碍美国支持的人道援助；Jacob Lew则为Israel辩护，Political-Military Bureau认为没有证据证明Israel使用美国武器实施违规行为。最终发布的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20报告一方面承认，Israel使用美国武器的方式“inconsistent” with the laws of war或减少平民伤害的既定最佳实践，也指出美国不知道Israel曾因相关违规而起诉任何人；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无法核实具体空袭，且Israel声称已加强保护平民和援助人员。Philip Gordon认为，这份备忘录本可成为迫使Israel改变做法的工具，但报告的暧昧措辞让以色列意识到美国不会真正暂停武器；Chris Van Hollen则称报告是“complete whitewash”。
文章也把加沙政策与伊朗联系起来。Biden的中东顾问Brett McGurk担心，任何公开的美以分歧都会诱使Iran或其代理人Hezbollah攻击Israel，迫使美国卷入地区战争；因此，Biden政府即使不满Israel，也不断保护其免受伊朗反击。2024年，Israel在Damascus、叙利亚的Iranian diplomatic mission和Tehran采取行动，并在Lebanon袭击Hezbollah，杀死Hassan Nasrallah；美国此前多次要求Netanyahu不要挑衅Iran，却没有公开批评这些单方面行动。美国随后协助拦截Iran的导弹和无人机，并向Israel增派约100名美军人员和一套导弹防御系统。文章认为，这种保护制造了“moral hazard”：Israel知道美国必然会防卫它，Netanyahu因而更敢于把冲突扩大到地区层面。Lloyd Austin据报道把Netanyahu比作拿“house money”赌博的人。
这种逻辑最终延续到Trump政府。文章称，2025年6月Israel对Iran发动持续袭击，Trump随后命令美国打击Iran的核设施；数月后，Marco Rubio解释说，Trump选择“preëmptively”攻击，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以色列行动可能引发针对美军的攻击。作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认为自己无法阻止Israel，却仍准备承担后果，正是Biden政府已经形成的模式。与此同时，Biden政府内部对Iran的判断存在分歧：一些情报人员认为Iran并不急于扩大冲突，McGurk等鹰派则认为Iran的直接袭击接近成功，若不支持Israel，可能让Hamas提高人质谈判条件并延长战争。
Biden政府最终把选择简化为两难：要么大体支持Israel当前的加沙战争方式，要么切断武器供应，可能使Hamas继续控制加沙并扣押人质。法律团队也通过“比例原则”、目标选择、Israel提供的军事程序以及Hamas嵌入平民区等复杂因素，避免得出“很可能发生战争罪”的结论。对人道援助的审查还主要看报告定稿时的援助流量，而不是Israel数月阻挠援助的整体模式；World Central Kitchen事件后，短期增加的卡车数量也被纳入考量。文章概括法律意见为：可以合理认为存在违规的可能，但没有达到要求政府必须停止武器的确定性。
Biden原本计划发表“tough love”演说，绕过Netanyahu劝说以色列公众接受停火和人质方案；但Netanyahu和Ron Dermer声称正在认真考虑美国提出的分阶段协议，Biden遂改为在2024年5月31日呼吁以色列领导人接受协议。Hamas基本接受了Biden公开说明的框架，但Netanyahu随后提出Hamas必然拒绝的新条件，并在之后暗杀参与谈判的Ismail Haniyeh和Hamas高级决策者Mohammed Deif。多名美国官员和以色列内部人士因此认为，Netanyahu只是借停火姿态安抚国内批评者并操纵Biden。
2024年10月，Blinken和Austin签署另一封信，要求Israel在30天内改善援助准入、恢复Red Cross探视 detainees等约二十项措施。信件似乎短暂促使援助增加，但Trump赢得大选后，Israel取消了原定与美国讨论平民伤害的会议；到2025年4月，援助流量降至更低水平，随后出现全面饥荒。Biden政府前官员仍认为其施压延缓了饥荒和杀戮，尤其使Israel在进攻Rafah时比摧毁Gaza City和Khan Younis前更重视疏散平民；但文章指出，这些有限成果无法抵消战争的总体后果。
文章最后认为，战争没有实现Biden政府宣称的长期美国利益。超过七万 Palestinian deaths、加沙大部分人口流离失所、Israel对大片领土的军事占领，使民主的 Jewish state 与 Palestinian state 和平共存的前景更加遥远；West Bank settlements加速，Hamas仍保有约两万名战斗人员，且战争期间得到招募和训练。平民死亡反而增强了 Palestinian population 对Hamas式武装抵抗的吸引力，也严重损害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Jewish state的同情，撕裂了民主党，并可能波及共和党。
Blinken和Sullivan承认对平民伤亡感到悔恨，Sullivan说政府本应摆脱在人道援助问题上反复“施压—倒退”的循环。Biden政府败选后，内部律师甚至拟定了更直白的谈判要点，称Israel继续军事行动已缺乏清晰的军事必要性，并对强迫迁移、以饥饿驱逐平民以及看似蓄意的平民伤害提出严重关切。然而，到这些意见形成时，Trump即将重返白宫，几乎无人再听取它们。文章据此得出结论：Biden及其顾问并非没有看见风险，而是在一次次担心人质、Iran和政治反弹的权衡中拒绝采取决定性行动；他们的被动和持续军援，使所谓“控制”最终变成了对Israel行为的默许与助推。
Florentina Holzinger的赤裸野心
一句话摘要
文章通过Florentina Holzinger在Venice Biennale的《SEAWORLD VENICE》及其舞台作品，描绘她如何以裸体、危险、荒诞和严密的技术协作，打造兼具女性主义批判、集体实践与失控感的表演世界。
核心观点
Holzinger的野心不止于用极端身体表演制造冲击：她以女性身体、故障系统和舞台风险为材料，在高度依赖组织、技术与互信的集体创作中，挑战高雅艺术、性别规训和观众对安全、秩序与体面的期待；《SEAWORLD VENICE》因较易进入而将这一方法带给了更广泛的观众。
内容总结
在Venice Biennale奥地利馆，Florentina Holzinger以装置《SEAWORLD VENICE》代表奥地利参展。展馆入口悬着一口巨大的教堂钟，表演者每小时攀绳、倒挂在钟内，以身体和金属腰带充当钟舌；馆内多个灌水空间则构成持续运转的表演现场：裸体者骑Jet Ski绕圈、攀爬电线杆，Hannah Finn与机器狗共同表演柔术，清洁工装束的表演者处理不断故障的设备。Holzinger本人有时浸在一个水箱中，靠潜水呼吸器呼吸；水箱由两座移动厕所收集、过滤后的尿液维持。
这件作品把真实的基础设施问题纳入演出。威尼斯排污系统本就脆弱，而展馆的厕所、过滤设备和机器也频繁失灵；一段模拟褐色污水喷溅的情节甚至与实际管道故障并行。表演者扮演的清洁人员常被观众当作真正的工作人员对待。Holzinger和设计师Nikola Knežević将这些混乱视为作品主题的一部分：它讨论“我们如何生活在危机中”，也让观众怀疑这个系统究竟是否仍在控制之下。
尽管外界将她称为编舞家、导演或行为艺术家，Holzinger的创作并不服从单一门类。她长期活跃于欧洲实验戏剧界，2021年成为Berlin的Volksbühne驻场艺术家，作品常迅速售罄。她的舞台创作通常持续约三小时，在歌舞、歌剧、杂耍、身体特技、影像直播、私密叙述与突发事故之间切换。代表作包括《TANZ》（2019）、《A Divine Comedy》（2021）、《Ophelia’s Got Talent》（2022）、《SANCTA》（2024）和音乐剧《A Year Without Summer》（2025）。
她的作品经常出现高空表演、钩悬、头发悬吊、现场纹身、摩托车、血液、裸露、性行为模拟以及令人不适的身体过程。舞台两侧的大屏幕会直播原本难以看见的细节，使身体恐怖不只是噱头，也成为叙事累积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她与Viennese Actionists及Marina Abramović常被相提并论，但在形式上更接近Christoph Schlingensief和René Pollesch等后戏剧德国导演：重点不在传统情节和人物，而在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NYU戏剧文学教授Brandon Woolf形容，她像是在对Wagner及其“总体艺术作品”理念说“Fuck you”。
《SEAWORLD VENICE》反而是Holzinger较温和、也最容易被公众理解的作品。它没有像《A Divine Comedy》那样让四名女性在舞台前方同时排便，也较少要求观众忍受长时间的厌恶感、体力考验或品味挑战。因此，这个装置成为Biennale中最受讨论的作品之一。Holzinger却认为它过于“minimal”，因为与她惯常的节奏相比，现场并没有发生太多事。
Holzinger的女性主义并非以端正、受害或纯洁的女性身体为中心。她以裸体的日常性——包括卫生棉条线、汗液、衰老和失控——强调女性身体能够呈现和完成什么。学者Caroline Lillian Schopp将其称为“feminist decadence”：沉浸于所谓高雅艺术及其历史所掩盖的暴力。她的作品也充满粗俗幽默，例如《Ophelia’s Got Talent》中，五名女性与悬在空中的直升机发生性关系，直升机最终从舱门喷出瀑布；但这类庞大、荒谬的景观同时体现她的务实原则——既然Volksbühne拥有罕见的高空舞台空间，就应真正让直升机进入剧场。
这种野心的另一面是对风险的长期试探。Holzinger曾在2013年的高空特技中从十六英尺处坠落，造成脑震荡、鼻骨骨折和掉牙；事故后她更重视专业安全规范，但仍坚持让作品保留失败和意外的可能性。在《Ophelia’s Got Talent》中，一名表演者被锁在水箱中做逃脱术，Holzinger跳入水中将其救出，随后才显露出这场惊险中包含表演设计。她试图亲身体验大多数要求演员完成的动作，学习钩悬也是她为《SANCTA》给自己的“treat”。
她的工作方式既是个人主导，也高度依赖集体。Holzinger强调，这不是谁都能加入的“community project”：不愿裸体上台的人大概不适合这个团队，最终决定权也属于她。但演员、编舞者、歌手、特技演员和技术人员拥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写自己的台词、发展特长，并在长期合作中相互教学。她会组织田野研究，邀请教授和专家参加排练；《SANCTA》筹备期间，团队研究Rome、Barcelona的滑板场、歌剧、弥撒与《圣经》。排练中，她直接而不激烈地发出指令，也会在临近首演时要求演员把整首歌吊在空中完成，因为她相信对方能够做到。
Holzinger早年在Vienna长大，十岁时曾患厌食症并因大量饮水导致水中毒。十七岁接触当代舞后，她进入Amsterdam的School for New Dance Development（S.N.D.O.），在那里认识荷兰编舞家Vincent Riebeek。两人以《Kein Applaus für Scheisse》（2010）等性化、攻击性的作品在欧洲前卫戏剧圈成名，长期共同生活与创作，却也陷入关于性别标签、署名和艺术方向的依赖与冲突。2017年Riebeek因膝盖手术暂停工作，两人的合作也就此结束；此后Holzinger开始主要与女性在舞台上合作，并以《Apollon》（2017）进入大型女性群像创作。
《A Year Without Summer》显示了她对衰老、照护和末日感的新关切。作品从持续二十分钟、逐渐荒诞的跨代群交开始，随后转为有关科学史、医学史及其对女性轻率态度的音乐剧；结尾的医院场景由温柔的老年照护演变成呕吐、排泄、哭喊和失控。最后，混乱未被清除，一名表演者仍在台后小平台上反复滑冰，屏幕显示“NO END”。文章将这理解为她对个体与艺术家责任的简短表述：系统失灵、身体衰败和污秽不会消失，但人仍须在其中持续行动。
在Biennale预展期间，Holzinger还在泻湖中央完成一场“Étude”：七名裸体表演者攀上起重机，乐队演奏噪音音乐，她本人被倒挂在从水中升起的钟内。随后，她操控连接在Luna Duran肩胛钩悬装置上的缆线，让Duran悬在空中扭转、摆荡。由于寒冷、航运规定和成本，这一高风险演出只排练过一次。Holzinger称这类“Études”总是“kamikaze and last-minute”，却又往往能够完成。文章最后指出，在她倒挂撞钟时，观众得以看见被那些极端装置部分遮蔽的能力：她不仅擅长制造奇观，还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当代舞者。
我给孩子讲那件事
一句话摘要
一位父亲假装要给孩子进行性教育，实际上却滔滔不绝地讲解 Stephen Sondheim 的作品，并把对流行音乐剧的鄙视包装成生存忠告。
核心观点
文章通过父亲把性教育错置为 Stephen Sondheim 音乐剧启蒙的荒诞对话，讽刺了把 Sondheim 奉为严肃音乐剧正典、同时将点唱机音乐剧视为堕落与罪魁祸首的文化精英主义。
内容总结
文章以一场典型的亲子谈话开场：孩子以为父亲终于要解释性知识，父亲却说真正需要讨论的是 Stephen Sondheim。这个错位构成全文的喜剧基础，也让父亲对音乐剧的狂热显得像一套必须尽早传授给孩子的禁忌知识。
父亲先介绍 Stephen Sondheim 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剧作曲家和作词家，并以 Sweeney Todd 和 Into the Woods 为例考察孩子是否听过相关内容。孩子只记得高年级学生提到过 Sweeney Todd 使用不协和和弦、曾为原版 Sweeney Todd 的 Len Cariou 调整歌词，以及故事是否完全通过歌曲讲述。父亲纠正最后一点，强调作品还有 Hugh Wheeler 创作的剧本，并补充 Hugh Wheeler 通过 Hal Prince 与 Sondheim 相识。孩子把 Prince 误解成真正的王子，进一步放大了谈话的童稚和荒诞。
随着父亲不断追问，谈话从知名作品扩展到 Pacific Overtures、Anyone Can Whistle 和 Frogs 等较少为人熟知的作品。父亲坚持“较少”只是知名度较低，并非质量较差，却把孩子的不了解描述成危险处境，甚至要求孩子喝咖啡来“必须知道” Sondheim。这里的夸张既表现出粉丝式的正统观，也戏仿了成年人向孩子传授性知识时那种郑重、焦虑而又自以为是在保护对方的语气。
父亲随后警告孩子不要上网观看 Cats、Les Mis 和 Rent，因为这些作品让音乐剧看起来有趣，却不够“真实”。在他的价值排序中，Company、Assassins 和重新获得评价的 Merrily We Roll Along 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它们即使在 City Center 被重新上演，也仍能对现代观众保持相关性。父亲把个人审美判断说成关于现实与成长的基本常识，进一步强化了讽刺效果。
谈话的冲突在于父亲对点唱机音乐剧的敌意。他盘问孩子是否被邀请观看 MJ the Musical、Mamma Mia! 或 Moulin Rouge，并宣布这些作品属于 jukebox musicals，声称它们通过走捷径、迎合观众而进入 Broadway，像寄生虫一样逐渐杀死了这种艺术形式，甚至“杀死”了 Sondheim。孩子把比喻当成字面事实，担心 jukebox musicals 会杀死父母和自己；父亲则以只要 Sondheim 的作品持续复排、偶尔让 Bobby 改变性别，一切就会平安来安慰孩子。
最后，孩子发现父亲根本没有讲性。父亲回答说，作为 Stephen Sondheim 的粉丝，孩子永远不必了解那件事。文章因此以彻底的答非所问收束：所谓成长启蒙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知识，只剩下对音乐剧正典、作品复排和审美等级的狂热训诫。
考试
一句话摘要
小说通过 Bo 三次冲击 Yonsei University 失败的经历，呈现韩国升学考试如何将年轻人的自我价值、家庭资源与身份归属捆绑在一起，并指出离开这套单一评价体系也许是重新开始的机会。
核心观点
Bo 的失败并不主要源于不够勤奋或能力不足，而是高风险、竞争激烈且充满偶然性的 Suneung 制度，加上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他对“成为韩国人”的证明欲，共同使一次考试被赋予了决定人生价值的重量。
内容总结
Helen 和 John 的长子 Bo 从小温和、自律、成绩优异。这个出生于新泽西、先后在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生活过的男孩，英语流利，也适应了首尔江南的学校生活。他希望在韩国读书、工作，报考自己喜爱的 Yonsei University 社会学系；对父母而言，他一向是最无需操心的孩子。
1994 年，Bo 首次参加 Suneung，并须参加 Yonsei 的 bongosa。他的 Suneung 成绩为 153 分，虽属不错的水平，却不足以确保录取；由于集中备考，他的高中 G.P.A.也有所下滑。落榜后，他拒绝与同样被大学录取的 Ara Yang 继续交往，并坚持再考一年。此时 John 在首尔的工作不顺，只能以降职、降薪的条件回到悉尼旧公司，全家需要同时负担首尔与悉尼的居住开支。Helen 无法在首尔继续租房，只得请求姐姐 Sonya 帮忙。
Sonya 住在丈夫家族掌控的富裕公寓中，却无权让外甥留宿。她因而资助 Bo 住进 hagwon 附近条件最好的 gosiwon，并支付昂贵的补习费用。Sonya 既心疼 Bo，也不理解他为何执意留在韩国，甚至考虑服兵役；她坚决反对他为此放弃美国国籍。Helen 则无法拒绝儿子重考的要求：Bo 把差几分的结果视为辜负父母，认为唯有考上才能获得救赎。
Bo 第二次仍然失利。到第三次备考时，他已将三年生活压缩为睡觉、吃饭和学习。名师 Kim Teacher 认为他的模拟成绩已进入安全区，转而教他设想自己已是 Yonsei 学生，并送给他象征好运的五百韩元硬币。Bo 在 gosiwon 结识了比自己大四岁的 Isul；她是 Pusan National 毕业生，因找不到白领工作而备考 civil-service exam。两人在狭小的公共厨房互相照应，约定谁第三次通过考试，就请对方吃烤牛肉。
Suneung 前夜，Isul 因服用过量感冒药昏倒。Bo 与住客 Big Uncle 将她送医，并在病床旁守到深夜，导致自己只睡了很短时间。考试当天，他在疲惫、发热和眩晕中无法理解阅读与文学题目；一连串“如果当初”的念头取代了答题能力。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从小学起便为这场考试准备的学生，而当年 bongosa 已被取消，Suneung 成了几乎唯一的决定性门槛。考试结束后，他将 Kim Teacher 送的硬币放进一位乞丐的碗中，也没有回拨老师的传呼。
成绩公布后，满分已改为 400 分，Bo 未能达到 300 分，第三次落榜。他没有立刻回悉尼，而是在 gosiwon 附近的便利店做全职收银与理货，以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店长同样有不被首尔认可的大学学历、始终找不到办公室工作，这进一步映照出学历竞争承诺与现实就业之间的断裂。Helen 为此难以入睡，无法接受自己最出色的儿子在韩国售卖香烟和啤酒、清扫人行道；John 则劝她耐心等待，认为 Bo 会找到方向。
Sonya 找来升学顾问，为 Bo 提出另一条路径：先去加州读两年 community college，取得居住资格后降低成本，再转入 Cal Sta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或其他四年制学校。她承认 Bo 若继续考试或许终能进入 Yonsei，却追问这种证明是否值得让他一年又一年地停滞；她认为问题不在于家人不相信 Bo，而在于他们不相信韩国教育体系以考试筛选年轻人的方式。
Bo 仍因三年投入和三次失败感到羞耻，想靠便利店收入独自再考一次。Isul 却直截了当地劝他去美国：他拥有流利英语、美国国籍和可选择的道路，不必通过 Yonsei 证明自己是否“够韩国人”。她将自己的 civil-service exam 目标与未来生活视作值得坚持的计划，也提醒 Bo，身份认同并没有一场可供通过的考试。故事停在这种未完全解决的转折处：Bo 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亲人和朋友已试图把他从由考试定义的失败感中拉出来。
Peter Hujar 对秘密的探寻
一句话摘要
文章借 Morgan Library 的展览与 Peter Hujar 的生平，考察他如何通过肖像、动物、死亡与接触印样探寻被摄者无意识拥有的秘密，并认为这些作品最终记录的不只是身份与消逝，也包括摄影者和被摄者共同制造真实时所寄托的希望。
核心观点
Hujar 的摄影核心不是表面化的造型或身份展示，而是摄影者与被摄者在相互信任、抵抗和表演之间共同揭示内在真实；他的童年创伤、酷儿处境、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凝视，使作品同时具有温柔、危险、政治性和强烈的短暂感，而接触印样尤其让未被最终选中的可能性显现为希望与梦想的证据。
内容总结
文章从 Joel Smith 在 Morgan Library 策划的展览“Hujar:Contact”写起。展览展出 Peter Hujar 的照片与接触印样，覆盖 1954 至 1986 年，馆藏中还保存着近六千张 Hujar 留存的接触印样。入口处关于表演者、作家兼导演 Jackie Curtis 的照片，先把观者带回 1960—70 年代纽约充满活力、性别越界和自我造型的文化现场：Curtis 在“boy” Jackie 与“girl” Jackie 之间转换，既是 Andy Warhol 的明星，也是 La Mama 的剧作家。Hujar 拍下的不是单纯的变装奇观，而是一张既天真又清醒、把生命本身当作表演的脸。
Hujar 常在位于 189 Second Avenue、同时也是他住所的工作室拍摄，背景极简，只有椅子、床垫、灰色背景或白墙。即使被摄者来自 Cockettes 或 Robert Wilson 的剧场世界，画面仍异常安静；人物似乎静止不动，眼睛却显露出思想和精神活动。作者认为，Hujar 反复追踪的是被摄者不可见的精神生活。他使用的 120-mm twin-lens reflex 相机具有鲜明的图形感和温暖质地，也让被摄者能够直接看见他的脸；但当他低头观察磨砂玻璃时，真正重要的始终是被摄者，而不是摄影师本人。
根据 Andrew Durbin 的《The Wonderful World That Almost Was: A Life of Peter Hujar and Paul Thek》，Hujar 曾把摄影称为一种“search”。作者将这种探寻理解为寻找人们在自己尚未意识到之前便拥有的秘密。摄影之所以可能把人“引出来”，在于摄影者和被摄者共同编织一则故事，被摄者是主角；现实与人为安排的交汇，有时会让某些真相浮现。相反，如果被摄者拒绝袒露，拍摄便会失败。Bette Bourne 回忆 1980 年 Bloolips 在 Hujar 工作室拍摄时说，Hujar 要求的是直接、炽烈而不加伪饰的诚实，不要故意摆弄、装扮或表演，然后他才可能“走进去”。
展览使作者重新理解 Jackie Curtis 的变装：它不只是性别表演，也像一种未被羞辱的童年游戏，仿佛小男孩可以自然地戴母亲的珍珠、玩姐姐的茶具。入口处的一张接触印样中，Curtis 的眼睛像新生儿一样无惧地观看世界；旁边的放大图上，有一格被橙色油性铅笔圈出，并写着“Vogue”。这暗示 Curtis 当年不可能拥有 Vogue 封面，但 Hujar 仍决意在自己的影像中给他一张。Curtis 因而既是 Hujar 的封面人物，也是 Smith 展览中的核心明星，代表着 Hujar 在 1960—70 年代记录的表演者、艺术家、作家和 leather queens，以及纽约曾创造、赋予意义又最终失去的世界。
展览结尾处，作者记住了一张并未展出的 1985 年照片：Curtis 穿西装、胸前别着白花，身旁放着一幅自己浓妆时的画像；他闭着眼、抿着嘴，因为那时已经死去。由此文章转向 Hujar 的核心主题：艺术在记忆消退后仍能保存某种存在，而接触印样把“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快如快门的一刻具体化。作者借此追问我们在每个瞬间是谁、最终会留下怎样的形象，以及死亡是否具有形状和颜色。
Hujar 早期的《Seaweed》和《Dead Fish, Fire Island》（均为 1960—62 年）把海滩上的海藻和死鱼拍成关于侵蚀、时间与分解的沉静寓言。黑白影像中的灰色并非缺乏色彩，而是 Hujar 用来照亮神秘性的主要色调：1975 年 Susan Sontag 躺在浅色毯子上的肖像、1976 年复活节在 Christopher Street Pier 拍摄的 Marsha P. Johnson，都被一层像薄纱或阴天一样的灰包围。其光线继承了 Richard Avedon 和 George Platt Lynes 的浪漫主义与酷儿电影感，却同时带有危险和诱惑。
Hujar 与母亲 Rose Murphy 的 1977 年自画像则把这种凝视引向家庭创伤。Rose 在 Trenton 生下他后外出工作，把他留给在 Ewing Township 经营农场的乌克兰裔祖父母；Hujar 先学会乌克兰语，农场动物成为他最早也最可靠的朋友。母亲后来给了他第一部相机，动物照片因此与被遗弃儿童对其他脆弱生物的渴望相连。作者把这些动物看作人与野兽之间差异的纪念碑：它们先于人类来到世界，带有超越现代摄影者的古老性，也承载着 Hujar 对人类残酷与忽视自然的指责。
Hujar 十一岁时祖母去世，祖父因担心他受到同住舅舅虐待，把他送到母亲和继父 Ed（Snookie）Murphy 在东三十二街的一居室中。家人酗酒、羞辱并轻视他；但在 School of Industrial Art，他受到英语教师 Daisy Aldan 的支持。Aldan 是一位年轻的同性恋诗人，她鼓励 Hujar 成为摄影师，并把他带入由女性和 Tallulah Bankhead 等人组成的“选择之家”。高中毕业前，母亲曾向他扔瓶子，Hujar 从此离开；毕业典礼无人到场，他便独自坐在观众席，在念到自己名字时为自己鼓掌。作者据此将他的艺术敏感性与孤独、被抛弃感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联系起来。
离家后，Hujar 在不同摄影工作室做了十五年助理。1956 年他与画家 Joseph Raffael 建立关系，1958 年两人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逐渐确认自己最关心的是温柔，以及人们如何保护或伤害温柔。1959 年在 Florence 一所神经疾病研究机构拍摄的照片中，修女帮助男孩移动，衣褶、镜面和身体的相互映照构成了克制而深情的画面。1963 年 Hujar 与 Paul Thek 再次前往意大利；他们的关系不同于异性恋伴侣模式，因为当时男性之间的爱情可能导致逮捕，公开程度和关系期待都伴随着风险。Hujar 爱 Thek，却也不断面对分离、第三者和无法实现的亲密。他曾说，恋爱中的人爱的是期待，而不是实际共处的对方；文章认为，这种关于爱情的思考最终可能由恐惧驱动，而恐惧又导致他的暴怒、摔东西和切断关系。
作者曾因 Hujar 在 Palermo 地下墓穴拍摄的木乃伊而多年难以进入他的作品。Hujar 生前唯一出版的书《Portraits in Life and Death》（1976）收录了这些照片，但在 1980 年代初、许多人因 AIDS 相关死亡或开始走向死亡的背景下，作者觉得墓穴影像过于容易，像正在崩塌世界里的死亡护符。Hujar 于 1987 年去世，Thek 于次年去世，David Wojnarowicz 于 1992 年去世，Marsha P. Johnson 也在同年死亡，可能死于仇恨犯罪，这使作者对这些影像的抵触具有具体的历史阴影。
作者还将 Hujar 的墓穴照片置于 Avedon 和 Robert Mapplethorpe 的相关作品及 Susan Sontag 对“美、诚实、狂喜与死亡”关系的讨论中。Hujar 对服装和外表有一种近乎童话般的兴趣，也理解外表往往表达的不是事实，而是为了生存而制造的谎言。作者不把墓穴中的服装和尸体简单视为美或真，而更关注其中的展示性与虚构性，并坚持认为，真正的真相只能在我们活着书写、拍摄和生活时发生。因此，文章对 Hujar 的死亡影像保留批判距离，同时没有否认其艺术力量。
1964 年回到美国后，Hujar 曾为商业摄影师 Harold Krieger 工作，后来进入 Richard Avedon 和 Marvin Israel 在 Avedon 工作室主持的大师班。在他们支持下，他一度离开助理工作并经营自己的工作室；到 1973 年，他决心独立作为艺术家创作。他鄙视推销自己的过程，也不信任权威，无法为了取得报酬而向任何“权威”低头，因此长期贫困。1965—75 年间，他为 Fran Lebowitz、Vince Aletti、Brigid Berlin、Maxime de la Falaise、John McKendry、Loulou de la Falaise 和 Diana Vreeland 等人拍摄的肖像，显示出他在商业时尚、名望、家庭关系与孤独之间的复杂判断：即使面对时髦和名人，照片中也可能只剩面具，名望并不能带来安慰，而 Vreeland、Rose Murphy 与 Hujar 共享某种隔绝且无神的处境。
展览中最令作者兴奋的部分，是 Hujar 拍摄的群体与“选择之家”：Cockettes 的接触印样、1970 年 Gay Liberation Front 的 35-mm. 照片，以及剧场人士、活动家和朋友们的聚集。这些影像充满欢乐和集体能量，即使 Hujar 本人很难拥有这种欢乐；它们也呈现了 Cockettes 在纽约演出失败时遭遇的文化差异——旧金山式的嬉皮爱情与松散漂移，未能适应纽约专业观众的期待。
文章最后回到接触印样本身。作者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担任图片编辑时，最想看的往往不是摄影师挑出的单张照片，而是整张接触印样，因为其中保存着选择之前的犹豫、可能性和未完成的路径。对作者而言，接触印样不仅是技术记录，更是摄影者尚未完全意识到的希望与梦想的证据；它让 Hujar 的探寻超越了某一张最终影像，把短暂生命中未被看见的秘密也保留下来。
简要书评
一句话摘要
本栏评介四部新书，分别讨论古典世界如何重新介入当代、Minneapolis进步主义表象下的种族排斥，以及创伤、记忆与疗愈如何塑造小说人物的人生。
核心观点
这些书共同质疑表面上自洽的历史与社会叙事：古典传统既能拓展思考也带有排斥遗产，Minneapolis的自由派成就掩盖了制度性种族隔离，而两部小说则表明创伤不会因新的关系自动消失，真正的修复依赖面对复杂性并获得独立。
内容总结
本栏介绍四部新近出版的小说与非虚构作品。
Talking Classics：Mary Beard以亲切而富有惊异感的方式重新审视古代世界，材料既包括艺术成就，也包括罗马涂鸦和一块古代面包等普通生活痕迹。她一方面让过去显得不再遥远，另一方面强调古典世界与现代经验之间的根本异质性，要求读者面对陌生观念、承认知识空缺并接受复杂性。Beard还批评 Classics 长期以来的排斥性门槛，例如要求掌握古希腊人从未使用过的重音符号；她也质疑现代领导人借助对 Greece 和 Rome 的简单化引用来制造政治正当性。全书试图说明，古典世界会从意想不到的角度重新出现，迫使当代人修正原有看法。
The Cruelty of Nice Folks：Justin Ellis考察 Minneapolis 的种族历史。Minneapolis长期被视为进步主义据点：Minnesota 建州时即废除奴隶制，也较早推行公共住房；但这些自由派政策成就容易遮蔽更隐蔽的排斥机制。George Floyd遇害后，作为 Minneapolis 本地人的Ellis回到故乡，追踪 Black 居民如何通过种族限制性契约和红线政策被事实隔离，并受到过度警务监管。作者对这座城市的长期观察带有犬儒色彩，但他认为，城市居民对去年冬天 ICE 进入当地的回应，仍为希望打开了一道缺口。
Glyph：Ali Smith延续其为小说创造当代语言、同时回望过去的写作计划，讲述长期疏远的姐妹 Patricia 与 Petra。她们分别被童年听闻的两个故事纠缠：一个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枪击的男子，另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死的人。在压抑性的数字技术和工作不确定性构成的当下，鬼魂般的往事与共同记忆重新连接姐妹，也让她们更接近 Patricia 的养女 Bill。Bill同时体现了年轻一代的悲观与理想主义。小说依靠充满活力的对话和文字游戏推进，展现出Smith对语言的直觉以及制造意外转折的能力。
A Real Animal：Emeline Atwood以十年为跨度描写叙述者 Lucy 经历的三段重要恋情。大学时期在 New England 的男友竭力帮助她，却无法使她摆脱在海外遭受强奸后的影响；在 Indianapolis 交往的男友诱使她在自己面前与无数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在 Texas 遇到的男友是她最深爱的人，但她最终因无法克服创伤后的焦虑而失去这段关系。随着这些关系展开，Lucy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其实早在她能够清楚认识之前就已开始。小说的结论不是依靠伴侣完成疗愈，而是通过独立重新建立与自我的相处能力：只有能够独自在黑暗和寒冷中站稳，才可能在任何地方生活。
有时，让一门语言消逝也无妨
一句话摘要
文章借评 Sophia Smith Galer 的《How to Kill a Language: Power, Resistance, and the Race to Save Our Words》指出，应坚决抵制以压迫手段摧毁仍有生命力的语言，但面对自然语言转移与有限资源，保护工作须承认取舍，并以尊严、记录和审慎复兴来哀悼语言的消逝。
核心观点
语言被国家暴力、歧视或制度性排斥所扼杀，是对群体存在与政治权利的攻击；但语言也会在迁徙、经济机会、教育和共同公共生活的需求中自然变迁或失传，因此不能把所有语言消亡都等同于“语言谋杀”，更不能假定不计代价的保存永远优于学校、医院或其他社会目标。
内容总结
Sophia Smith Galer 在《How to Kill a Language: Power, Resistance, and the Race to Save Our Words》中反驳对濒危语言的冷漠，强调语言承载知识、世界观与共同体记忆。文章认同这一关切，却追问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语言死亡是否一概构成悲剧，且是否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作者的回答是，必须区分暴力扼杀、结构性同化与人们在现实条件下作出的语言选择。
Kurdish 和 Ukrainian 是最明确的“杀害语言”案例。土耳其长期限制 Kurdish 的教育、出版与公共使用；2023 年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后，当局为受灾者提供 Russian、German、Pashto 等语言的翻译，却不包括约一千五百万土耳其公民使用的 Kurdish，甚至有人担忧以母语呼救会遭救援者无视。Putin 在 2021 年把 Ukrainian 贬为 Russian 的地区变体，俄罗斯入侵后又在占领区拆除 Ukrainian 路牌、以 Russian 取代学校和行政语言，并焚毁 Ukrainian 书籍。此类政策的目标不仅是改变沟通工具，更是瓦解一个民族作为集体存在的基础及其自决主张。
但在厄瓜多尔 Kichwa 的处境中，机制更为复杂。殖民历史将流利使用 Kichwa 标记为贫穷和落后，许多 Kichwa 使用者因就业、迁移和社会流动的考虑而不再向子女传授这门语言。选择并非发生在权力平等的真空中，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但这也不同于国家直接禁令。语言本身不是像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那样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征服、交换、迁徙、机缘、标准化和分化中兴起、扩散、收缩乃至消失的历史产物。
Smith Galer 还把自己未能学会北意大利 Emilian dialect——她写作 Emigliän dialët——纳入“语言谋杀”的范围。她的母亲和外祖母会说这种方言，但在伦敦抚养她的家庭决定只说 English。语言学家 David Crystal 在《Language Death》中将这一过程称为文化同化，并区分自上而下的压力，如法律和激励措施，和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时尚与同侪影响。文章认为，把所有这类变化都压缩为同一种悲剧，会抹平强制迫害与主动适应之间的重要差异。
语言保护者提出的理由并不轻率。语言可能保存难以替代的知识：Samoan 知识帮助研究者关注到可能用于治疗 H.I.V. 的化合物 prostratin；Iwaidja 使用者早已区分两种海豚，而现代动物学较晚才确认其差异。文章也提到加拿大资料显示，能够用 Aboriginal language 交谈的社群，其青年自杀率较低。不过，作者提醒，这些论据有边界：prostratin 的临床价值尚未确立；语言既保存知识，也会保存错误分类及性别等级、种姓尊卑等价值；语言活力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也可能共同源于更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能据此断定语言课本身必能解决社区困境。
即使承认语言死亡通常是损失，也不能推出“应尽一切力量挽救”的结论。公共资源有限，医疗系统无法避免生命救治的优先次序，语言政策同样要面对机会成本。最容易支持的干预，是让国家停止不必要的伤害：允许有意愿且有条件的学校教授 Kurdish，不拒绝 Kurdish 父母希望使用的子女姓名，不剥夺 Ukrainian 被告获得口译的权利。个人层面，移民家庭也可继续对孩子说母语；现有研究表明，双语不会损害儿童语言发展。
真正艰难的是复兴已无法稳定代际传承的语言。例如，美国的 Karuk 师徒项目让年轻成人学习者与少数流利使用者结对，并支付每小时十五美元津贴；Smith Galer 批评美国联邦政府自 2005 年以来仅为语言复兴拨出一亿八千万美元。但钱该如何使用不能回避：Guatemala 的 Academy of Mayan Languages 曾因把资源用于造林而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增强社区经济安全或许才是挽救语言的有效路径。Karuk 社群也可能更愿意将资源投入直接援助而非语言课程。提出此类问题不必然意味着反对资助，而是要求保护倡议正视真实的预算取舍。
文章借 Isaiah Berlin 的价值多元论说明，政治并不存在没有损失的方案。自由、平等、共同体归属和公共沟通有时彼此冲突，不能靠把某一价值重新定义成“真正”的自由或真正的正义来消除矛盾。语言多样性也有成本。法国以 French 建立全国公共领域的过程伴随 Occitan、Breton、Basque 等语言受压制，儿童曾被迫佩戴写有“Je parle Breton”的羞辱牌；这绝非可以粉饰的自然死亡。但统一语言也使来自 Brittany 的农民与 Provence 的律师能够阅读同一份报纸、参与同一陪审团和选举。意大利统一后的语言建设，以及 Indonesia 以 lingua franca 联结众多岛屿、避免进一步强化 Javanese 支配地位，也呈现类似的复杂性。
多语制并非没有代价。Belgium 的 Flemish-French 分野虽未演变成暴力冲突，却造成制度僵局；Quebec 以强势立法保障 French，但分离主义威胁持续存在；India 宪法承认二十二种语言，1960 年代试图让 Hindi 成为唯一联邦语言的行动因 Tamil 等南方语言使用者的激烈抵制而失败，最终形成学校教育中的“三语公式”。同时，所谓统一语言常常也会压低内部差异：Hindi 是对北方多种语言和方言的行政整合，Tamil 的公共标准语对许多方言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易懂。
受害语言也未必没有自身的标准化与扩张历史。Kurdish 的 Kurmanji 和 Sorani 标准形式分别排挤了 Gorani、Zazaki 等相关语言；Ukrainian 的标准语建立在 Poltava-Kyiv 方言的声望之上，Rusyn 在 Ukraine 被视作方言，尽管其在 Slovakia 和 Poland 享有受保护少数语言地位。Kichwa 则与 Inca 的北方扩张有关，南厄瓜多尔的 Cañari 曾被 Quechuan 使用者征服，其语言最终灭绝。作者因此主张，可以谴责语言压迫者，却不应将其受害者想象成从未参与过语言替代史的纯然无辜者。
文章考察几种保护的不同结果。Welsh 在学校、电视、法院、议会、路牌和公共文件中获得制度支持，约有 Wales 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不同程度使用它，且仍在部分地区由父母自然传给子女；Wales 政府希望到 2050 年使使用者达到一百万人。Scottish Gaelic 的处境则脆弱得多，流利使用者至多约七万人，日常母语使用者多为老年人，年轻人的能力主要依赖学校等机构。让孩子在 Glasgow 或 Edinburgh 的 Gaelic-language school 学习 Gaelic 是重要成就，但与语言在家庭和社区中自然延续仍有距离，如同野生动物保护区中的物种虽被维持，却尚未恢复为无需持续监护的野生种群。
最接近成功重返“野外”的复兴案例是 Hebrew：这门数百年主要用于 synagogue 和 study hall、几乎没有母语者的语言，被一代建国者有计划地转变为 Israel 的第一语言。孩子如今用 Hebrew 做梦、咒骂和发脾气，不像在进行历史重演。但这一成功依赖于史无前例且难以复制的历史条件，不能据此期待 Sanskrit、Cornish 或 Manx 获得同样结果；而 Hebrew 的繁荣也会使人追问 Yiddish 与 Ladino 的命运。
文章最终以死亡的比喻收束论证。被醉驾司机撞死的孩子与安享晚年、平静离世的老人，显然应唤起不同的道德回应；前者要求愤怒、追责和阻止伤害，后者则不意味着医疗体系失败，也不要求以任何代价延长生命。对语言也是如此：应当记录、尊重、纪念并在确有条件时复兴；面对遭迫害而仍具生命力的语言，应采取积极保护。但当语言已难以挽回时，合理的目标可能是抢救遗存而非拒绝承认终局。援引 Freud 对 mourning 与 melancholia 的区分，作者认为，明智的哀悼不是冷漠，而是在资源稀缺、价值冲突的世界中，既不忘记逝去的语言，也不以自我欺骗的方式承诺拯救一切。
Christopher Nolan的《The Odyssey》把诸神留在删剪片段中
一句话摘要
文章认为，Christopher Nolan的《The Odyssey》以清晰有力却过度现代化、自然主义的方式重述Homer史诗，因压低神祇、残酷、仪式与道德异质性而削弱了原作最令人震动的古代感。
核心观点
Nolan将Odysseus塑造成受创伤、负罪且可被现代观众同情的现实主义英雄，并以Trojan horse的罪责重构其漂泊，但这种心理化和道德净化虽然带来易懂的戏剧性，也抹去了Homer作品中神人交织、暴力残酷且不可化约的Bronze Age世界。
内容总结
文章首先指出，未读过Homer的观众或许反而更容易欣赏Christopher Nolan的新片《The Odyssey》。问题不只在于电影必然删节原著，更在于它系统性地让诸神退场：Homer的诗开篇便是Zeus在Mt. Olympus召集诸神讨论Odysseus命运，而电影中人们虽不断提及神，却没有Olympus上的神祇争辩，真正现身的古希腊神祇也只有由Zendaya饰演、偶尔旁观事态的Athena。
电影由此成为一部近乎纯粹的人间戏剧。Odysseus由Matt Damon饰演，离开故乡Ithaca约二十年，其中十年征战、十年漂泊；Penelope由Anne Hathaway饰演，长期抵御Ithaca贵族求婚者的逼迫；Telemachus由Tom Holland饰演，从婴儿长成决意赶走求婚者的青年。Odysseus归来后与儿子联手对抗篡位者，这一父子关系构成了影片的成长叙事主轴。
评论认为，这种处理仍可制造激情、恐惧、柔情与奇观，但失去了阅读Homer时最特别的体验：现代心智与Bronze Age心智之间的巨大裂隙。在原诗中，人类命运持续受有自身动机的神祇审议和摆布；Nolan压低自然界与超自然界的连续性，也就削弱了Homer时代独有的神圣氛围及其相应的道德秩序。
影片同样回避或驯化了原作的其他古朴、极端元素。Homer世界中的动物献祭、食人怪物、肢解、酷刑、残酷复仇、撕衣哀号和夸张悲恸，在片中被处理为克制的现代现实主义：战斗借快速剪辑暗示死亡，献祭短暂而洁净，复仇几乎无血且极少出现，眼泪精确地从单边脸颊落下，悲伤则化为现代军人式的沉默坚忍。Athena如鸟般穿过烟雾飞走一类显露神性的奇幻图景，也不再是影片试图带观众进入的精神世界。
作者承认Nolan推进这一改写时自信、清楚且具商业感染力。简短而当代的对白让演员处在舒适区，并把原本复杂多光的古代人物塑得清硬鲜明。文中称赞Anne Hathaway的锐利表演、Jon Bernthal赋予Menelaus的特殊纽约外区口音、Lupita Nyong’o饰演Helen时对自身被当作战争借口的愤怒，以及John Leguizamo饰演Eumaeus所显出的粗粝尊严。Samantha Morton饰演Circe时也几乎使剧本的修正成立：她不再是Homer笔下危险的诱惑者，而成为谴责Odysseus手下如猪般进食、因此将他们变成猪的道德批评者。
Matt Damon的Odysseus最集中地体现了Nolan的构想。Homer笔下著名的诡计家，在电影中成为沉默、沉重、务实而直接的战术家；评论认为，这个角色本应兼具力量、机智、易变与道德暧昧，Damon却依照影片前提把他演成压抑而负重的人。Nolan进一步扩展原诗中仅被略提的Trojan horse情节，将其变成决定Odysseus一生的核心创伤：他因把表面上的宗教礼物化为杀戮武器而认定自己违背Zeus关于待客之道的法则，并被暗示患有P.T.S.D.，长期漂泊也被解释为无法重新融入战后生活。
这种心理化使古希腊人物变得便于现代观众理解，却牺牲了原作的细节密度和社会复杂性。影片对残酷的压制也不只是删去不适内容，而是在努力把Odysseus改造成可同情、具有悲剧感的现代人物；它容不下Homer笔下那个能够平静讲述自己洗劫城镇、杀死男人并掳走妇女和财富的Odysseus。作者不透露电影结局，但认为它与原诗不同，既大胆、影响深远且具社会意识，又最终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在影像层面，评论认为Nolan显然更重视情节、对白、表演、景观、布景、装饰与服装，而较少关注如何以画面建立世界观。多数构图只是中性地呈现动作，欠缺可感的风格与质地。相较之下，Nolan在《Tenet》和《Inception》中展现过更强烈的视觉力度；但那些科幻世界与当代文化仍有连续性，而《The Odyssey》的朴素写实则似乎与其将古代感性合理化的努力密不可分。
文章最后以Pier Paolo Pasolini的《Oedipus Rex》和《Medea》作对照。后两部古希腊题材影片以强烈的视听崇高感回应Sophocles和Euripides悲剧的诗性，并通过正式化、近乎人类学的宗教仪式与人祭场面，直面Bronze Age生活的暴力和神秘。作者的最终判断是：Nolan以现代道德的自我克制来改造史诗，结果把一部本应陌生、危险、神圣而复杂的作品处理得过于散文化。
老鼠
一句话摘要
文章以密集的双关、词源联想和文学典故描写老鼠的叫声、习性、筑巢与啃咬，将其从家中的小型害兽写成机敏、好战而极具破坏力的对手。
核心观点
文章的核心论点并非科学分类，而是借助语言游戏和文学类比凸显老鼠的适应力、隐秘性与破坏性：它们能在现代住宅中利用各种废料筑造精巧巢穴，也能凭锋利牙齿侵入人类储藏物和汽车线路。
内容总结
文章从老鼠的声音写起，把它与鹬的地域性鸣叫相对照：老鼠会发出单一的超声波哀鸣，穿透仿佛属于 Hecate 的幽冥地下区域；这声叫喊又被戏拟成吸引雌鼠的“hey for houghmagandie”。开篇即确立了全文的基调——关于老鼠的观察不断与民间说法、双关语和神话意象交织在一起。
随后，文章区分了可食睡鼠 glis glis 与 Rabbie Burns 诗中被犁头翻出的普通老鼠。古罗马人曾把 glis glis 以蜂蜜和罂粟籽烤食，直到 Goths 到来、经济困窘之后才停止这种享用；而 Burns 笔下的老鼠则属于贫困农民世界。文章又以 Mus musculus 的名称制造词源玩笑，暗示即使老鼠仿佛具有预知结果的能力，缺乏拉丁学识的 Rabbie 也不可能意识到它正藏在“muscular”的词形之下。
关于老鼠的智力，文章引用“sweetie mice between the ears”这一说法，说明某人脑筋不够灵光。与 Burns 时代被犁出的乡间窝穴相比，现代老鼠在 hot press 或阴凉食品储藏室里建造的巢穴更像住宅中的“顶层公寓”：材料包括 Polo 薄荷糖包装的铝箔、滚筒烘干机里带蓝色的绒屑、玻璃纤维和 Styrofoam。它们用这些人类生活的残余制造巢居，还以丝绸、buttonhole twist 等纺织物炫耀财富，仿佛故意挑衅家猫；叙述者也把自己戏称为 yarn-spinner，并附带自嘲式地说自己几乎不受 blood thinners 影响。
文章接着把文学改写与老鼠取食并置。它指出 Cooper 创作《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时大量借鉴 Scott：吟唱诗篇的 Gamut 可视为 Wamba the fool 的变体，而 Rebecca 和 Rowena 则被改造成 Cora 和 Alice Munro。Cooper 的借鉴被比作老鼠凭借一枚几乎只是“缩略图”的拇指甲攻入人类秋季储粮；哪怕这种工具极其简陋，也足以让它越过埃及谷仓守卫，取得无穷无尽的玉米。这里的重点不是考证文学影响，而是用老鼠的偷取能力映照作家的改写与拼接。
结尾把日常声响重新解释成一场骑士比武：从图书馆或洗衣房隐约传来的声音，仿佛是面甲合拢，随后是钢尖门齿发出的不耐烦声；老鼠由此向任何一位 Ivanhoe 发起挑战。无论是 Sennacherib、sahib 这样的权势象征，还是 Conan Doyle 所描写的吹箭筒 Andaman Islander，最终都被纳入这套夸张的英雄史诗式比喻。文章最后落到具体破坏上：老鼠剥掉 Toyota Highlander 线路上的 soy-oil 绝缘层，表明这种微小动物不仅聪明隐蔽，而且足以给人类财物造成实质损害。
全文因此把老鼠塑造成兼具机巧、文学性和攻击性的角色；所谓“老鼠”既是动物，也是承载词源、典故、押韵和荒诞联想的语言装置。